路人甲要买整条的红塔山，他说看看烟真假可以吗？我便递一条烟出去。他还没认真看呢，就有人在远处喊他：你别买了，我买好了。他马上就把烟递给我，我失望地接过来，但稍后觉得很不对劲，细看时果然发现烟被掉包了，里边装的是切割整齐的硬纸片和泡沫塑料。这是偷梁换柱。
路人乙看上去挺斯文，他把钱递在我手里，说要买一包 “三五”，当我验证了这张百元钞没有问题、把烟拿给他时，他却说包里有零钱。我把这张百元还给了他，他翻了半天口袋说零钱不够了，便又把百元钞递进来，同时催促我快点他要赶火车。于是我急忙把，一盒烟同九十元放在他手里。待他消失了之后，我才发现手里拿着一张假钞。这是李代桃僵。
这位“桃僵”先生，后来我晨练到城西的花都公园去散步，竟迎面碰到他了。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斯文。我以讥讽的目光盯着他，他也盯着我，但那目光不一会儿就变成不自在了。因为他那套骗术不知骗过多少人，他相信我一定是其中一个。
马天成这样的顾客也让我头疼。马天成是住在广场南街的老户，我相信他的家底子一定很富足，因为他天天都要从我这里买走一两包十元以上的好烟，也因此成了我的老顾客。而普通顾客一旦发展成老顾客，他的一些要求就不能拒绝了。马天成从赊欠两包烟开始，很快就把欠账累到了一百多元。
欠了这么多，马天成不见了，买烟也绕到别处去买。生意人都知道，这是最倒霉的结局。
两个多月之后我在大街上偶遇了马天成，还没等我开口呢他就想溜。我说：小马我跟你商量个事，从现在开始你到我的小车去买烟，你每买一包我就当你还了我一块钱，等你买到一百包的时候，我就把你的欠账全部划掉，这样行不？
他买的香烟，每包的利润都在一元以上。而平时卖一包硬包装的哈德门，我只能赚到一毛五分。五元以下国产烟的利润，多不过三五毛。
他愣了一下欣然答应了。从次日开始，他真的来了，而且拉来朋友三盒五盒的买。没用多长时间我就划掉了他的全部欠账。他仍然是我的老顾客，不过我跟他说妥，以后不再赊欠。
都是发生在反面的事，更多的都在正面。但正面的事情也被辨证为两面了。
我的买卖是全年候、全天候的，但利润却少得可怜。
我在工商部门给安排的这个固定位置上，一个白天卖不了多少东西。但傍晚如果把小车傍到胜利路边上去，买卖做到半夜，收入就是白天的三倍。那我为什么不千方百计地提前一分钟把小车拉过去？下班以后的市容，它乱就乱点有什么要紧？
我在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简直就是大私无公。我只计划个人经济：吃穿要钱房租要钱女儿读书要钱，我会为多收入一毛钱而殚精竭虑。
但是我敢说：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小买卖，虽然贪财但是有道。比如我卖菜的时候，明明知道旁边的买卖人在使用“八两秤”（一斤只能称到八两），也明明看见他们给顾客称菜时把秤杆子翘得老高皆大欢喜，但我仍然坚持着使用不亏心的秤，这样的秤当然不能像那样的翘了，所以顾客就不满意。而每逢这时，旁边的菜友就会慷慨地帮我说话：你们就别跟她争了，她的秤连半两都不哄你！
凭辛苦赚良心钱，我有什么愧疚？广场里凡是可以流动的小摊贩们，一天到晚最大的愿景，就是在上班族的八小时之外，把自己的买卖摆到胜利路边上去。
除了大检查时八方出动，平时来管我们这些街头小贩的，有城管、卫生、烟草、工商、税务和物价几个部门。但是八小时以外管我们的，就只是城管和交警了。城管和交警对我们来说，相当于单位的主管领导，直接卡着我们的经济喉咙，所以我们一看见他们，就头晕。
他们看见我们更头晕。
平心而论，买卖人和执法人虽然天天短兵相接矛盾重重，但双方都是好人没有坏蛋，而且大家的目的应该也完全一样。从大处说，我们都在为社会作贡献，因为我的小车月月都在纳税缴费；从小处讲，我们都是为了家庭生计。他们只有维持好市容整齐、交通流畅，才能拿到工资，并非存心不让我过好日子；我们只有把摊子拉到离顾客最近的地方，才能多卖点东西多赚点钱，也并非故意把这个城市搞得乱七八糟不堪入目。
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共同点，结果会是什么呢？他们一看见我们把买卖摆到路边，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喘吁吁地训斥追赶，而我们则像遭遇了凶神恶煞，心里充满了霉气和晦气。
人非草木，时间长了双方也会产生对话。管理者天天目睹我和我的0.99的存在方式，在我“安分守己”的时候，他们也会很真诚地说一句：大婶，你也挺不容易的呀。
是啊，我真的不容易啊。
夏天怎么都好说，对付小车里的闷热有的是办法，比如在车顶安一个小风扇啦，比如打一盆凉水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啦，或者干脆把一瓶冰冻纯净水夹在臂弯和腿弯，使整个身体“刷”的一下降温啦等等。可是到了冬天，这个小车里生不成火炉，我便天天起个绝早把车拉来，到金龙饭店去打一塑料壶开水，而后坐进小车里，拿大皮袄把我和这壶开水一起包裹起来。只要它冷不了，我就不会冷，我们两个可以一直温暖到下午三点多钟，之后再忍两三个小时的寒气，天黑就收摊回家了。开始那些年，我晚上不在广场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