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万里黄河第一闸”之称的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是亚洲最大的、黄河上唯一以灌溉为主的“一首制”大型引水平原闸坝工程。在这里，黄河水一部分沿着主河道奔流而下，一部分浩浩荡荡通过三盛公水利枢纽进水闸奔向河套灌区，浇灌千万亩良田。它是河套引黄灌溉辉煌历史的展示台，是了解河套悠久农耕文 化的窗口。

　　“一首制”，从梦想到现实

　　“一首制”就是一个灌区只有一个口子引水，好处是能带来稳定并可靠的引水、输水与配水。但在河套地区，几代人殚精竭虑几十年，“一首制”的梦想还是未能实现，直至新中国成立，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

　　100多年前，河套灌区至少有“八首”，后来成了“十首”，多条开口渠直接从黄河引水，问题很多。

　　一是，黄河主河道常常摆动不定，各个口子都不敢耗巨资建设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这就造成引水时不能准确地调控渠道中的水位水量。每当黄河来水量陡然增大时，洪水就会漫过渠堤，淹没大块良田沃土，形成洪涝灾害；每当黄河来水量突然减少时，许多渠道又难以进水，造成大面积土地干旱歉收或绝收。当时有民谚：“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

　　二是，很多渠口水位不够高，引来水后，海拔高于渠口的耕地却无法浇灌。同时，几大干渠相互影响，致使下游渠道进水不易。上游渠道水多淹地，而各大干渠都没有退水渠，用不完的水排入阴山脚下的滩地、洼地，淹没了牧场、道路和部分农田，农牧业生产都深受其害。

　　三是，黄河冲淤淘凌严重，八大干渠的引水口常常淤积报废，河套地区年年需要组织大批强壮劳力在开春时节去捞挖还处于冰冻状态中的各渠道引水口。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挖掘机械设备，人们光腿站在漂着冰凌的河水中作业。土方量动辄数百万立方米，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因此患病致残。每年捞挖渠口成为河套人民的巨大负担。

　　1920年，河套干渠被军阀杨以来强行征收管理。军阀爪牙既无水利常识，又唯利是图，不管民生疾苦，不顾整理渠道，使各渠道淤塞失灌，河套之田日渐荒芜。

　　开挖了八大干渠的治水天才王同春，一生都想实现“一首制”的蓝图，却终未成功，抱憾而终。

　　1932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的王文景受聘于阎锡山屯垦队，成为河套水利建设的一名技师。

　　科班出身的王文景眼光独到，甫到河套灌区，就敏锐地发现多个口子从黄河直接引水的弊端：没有引水闸，极容易因引水失控造成灾害，但若要建造坚固的引水闸，又会因黄河河道摆动不定而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这个难题困扰了王文景很久。直到一天，他看到当地群众就地取材用土生土长的红柳、河柳、枳芨、哈木儿以及麦柴这些做成“叠埽棒”来打坝，于是灵机一动，决定用这个土办法来做草闸，既坚固又省钱。

　　当年，第一座草闸在永济渠二喜渡口处建了起来。草闸强大的控制水量和分水调水的功能解决了河套灌区一大难题，在当时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受命驻守河套。1940年2月，日军从安北、五原、临河一直打到陕坝，而傅作义节节后退，等待反攻时机。3月20日，黄河解冻，各大干渠水流滔滔，傅作义决堤放水，河套大地一片汪洋，日军寸步难行，傅作义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河套灌区和河套的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傅作义决心重建河套灌区的水利设施，以报答这里的父老乡亲。

　　1941年，傅作义委王文景以重任，要求他整顿和恢复河套灌区的农田水利设施。王文景十分振奋，组建了绥西水利局，又组建了河套六县水利局和黄济、永济两大干渠管理局，开挖复兴渠、修建黄杨接口、整修乌拉河、整修杨家河……河套灌区的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河套灌区多年治水的过程中，王文景深切地体会到多个口子直接从黄河引水不仅给百姓带来灾难，还严重制约着河套地区农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的王文景经过认真思索，制定了《绥远省后套灌区初步整理工程计划概要》，大胆地提出了“一首制”的想法。

　　王文景认为，河套灌区的诸多问题，非“一首制”不能解决。他提出，在磴口县二十里柳子处修建“一首制”拦河坝，有控制地引水，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同时将后套及三湖河灌区合并整理，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可惜，由于工程的投资规模过于庞大，国民政府无力承担，所以“一首制”方案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论探讨层面。

　　“一首制”有点遥远，王文景退而求其次，又提出了“四首制”的方案，计划将十多条干渠设置在黄河上的简易土堆引水口合并整理成四个永固石闸引水口，以便很好地解决灌区的防洪防涝问题，减轻河套人民每年捞挖渠口的巨大负担。1947年，绥远省政府组织人马开始修建“四首制”中的第一首——黄杨闸永固石闸，但后来还是因为工程款不济，只是在黄济渠与杨家河两渠口附近开挖了两个闸基坑后便终止了施工。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高瞻远瞩地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套地区庞大的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一首制”和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的构想。

　　水利部和民航局共同派出专业队和两架飞机，高精度航空测量河套灌区的地形。北京水利设计院也派出地勘201队和土壤调查总队，普查河套灌区的水文地质和土壤，完成了1∶100000的水文地质图。1955年4月，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率领的包括苏联专家组在内的中央黄河考察团，在河套灌区先后考察了拟定的磴口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坝址，研究了河套灌区的改建规划问题。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大力发展河套水利事业的大型建设项目——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和开挖总干渠工程。这为制定河套灌区的长远规划指明了方向。

　　1956年，水利部派专家深入河套，开展河套灌区建设规划，河套水利部门积极支持、配合规划工作。

　　1957年4月，水利部北京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出了《黄河流域内蒙古灌区规划报告（初稿）》（即“五七规划”），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对规划设计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在这个规划里，国家首次提出要将河套平原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五七规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黄河上修建拦河闸大坝、总干渠进水闸等工程，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且可靠地引入黄河水。规划方案正式确定河套灌区实行“一首制”引水方案，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另外，为了解决灌排配套的问题，人们还提出了总排干沟工程的规划。

　　因为投资巨大，当时水利部没有批准实施“五七规划”，但在1957年10月批准先兴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并且由国家投资5000万元。工程因位于原巴彦淖尔盟磴口县三盛公东南而得名。

　　然而，和新中国成立前面临的问题一样，河套“一首制”耗资巨大，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物力、财力、技术等都极为紧张匮乏，怎么办？

　　1957年底，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专程来到河套灌区磴口县，进一步调查了解和核实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

　　1958年2月底，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勘测设计工作展开，勘测、初步设计、审查、修改、再修改、再审查、修改补充……经过了这样一番审慎严谨的过程，引黄灌溉工程设计逐步成熟完善。

　　1958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黄河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建设委员会。乌兰夫同志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政府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做出决定，组建了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机构。

　　1959年6月3日，两万河套儿女扛起工具，背上铺盖和口粮，浩浩荡荡向三盛公进发。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与之配套的黄河北岸总干渠进水闸同时兴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