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米饭锅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不会骑车就推着去。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自己摆摊子，连羊杂带米饭一起卖了。我在广场西头摆着小铁车，有时后半夜两点多，我从小窗向东北望，那里只要有一个人在灯影里晃动，就是我后来的二儿媳。
我跟普林分开两年后的那个正月，二儿子永舫办喜事。年前我给了他未婚妻二百元，这是我给她的唯一的买衣服钱。可她却对我说，你不是要卖年货吗？这点钱就进了货吧，衣服过了年再买。她说这话的时候，永舫并不在跟前。我听说二儿媳的娘家要给女儿陪一张床，我便没做买床计划。谁知娶亲的爆竹响过后，是新娘子先进门，床还在半路走着呢。于是，二儿媳就只能站在地上等床。
三儿媳全家都是城市户口，经济条件比我们强多了。她母亲当时在商场门口卖面精凉粉，三儿媳一直跟着帮忙。婚后她也跟我的三儿做过一段时间的面精买卖。
三儿子结婚比二儿子只晚一年，此时社会上普遍都讲究找婆家要“三金”了，但我这个小推车的财政相当吃紧，连“一金”都凑不上。三儿媳便私下对我说：找亲戚借一副金耳环就行了，等我住娘家回来就还给人家。我妈要是问起，我就说怕丢，把它放起来了。
三个儿媳都是从张王李赵陌生人家娶回来的，与我毫无血缘关系，但她们却能对我如此体贴礼让。所以我才有根据说：以后如果婆媳关系处不好，责任一定在我。
继续此前的话题。我做小车买卖之前，广场的空地很多、买卖较少，礼拜天没人管的时候，卖什么的都能去占地摆摊儿、随便吆喝：“裤衩两块！”“鸡腿两块！”便把鸡腿和裤衩喊到了一起。当时从广场入口处到影剧院售票处，曾安排着十一个大小不同的杂货车。那时批发部零售店都很少，所以这个生意很红火。但是任何事物都一样，既有应运而生，就有应时而落，后来批发部如雨后春笋了，我们的买卖就冷清下来，十一个售货车在两年之内，自行削减成了四个。
我是留守的四个之一。原来的小车被普林卖掉了，但生计不能停止，我受煎饼小车的启发，也买了一个脚蹬三轮，到铁匠铺去花钱焊了个铁架子扣在上边。这个小车的底面积长乘以宽，我严格计算过了是0.99平方米。从此，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数字就是它了。
我在代号“0.99”里钻了十五年，直到离开广场的最后一年，才换了个两平米的大车。
上世纪90年代初，刚开始做这个烟酒小车的买卖时，一天的收入很难突破十五元大关，除去工商管理费、税费和占地费之后所剩无几。但我天天都要认真地记账，卖一包烟一个打火机一包卫生纸，利润是多少都要赶紧记上。但是，花费也是要从账上减去的呀，而无论减去多少，我都会皱眉头。
金龙饭店门口有一个副食商店。有天中午我想买一袋方便面当午饭，但是我递在服务员手里一元钱之后，她只给我找了三毛零钱。别处都卖六毛一袋，她怎么能卖七毛？我手里拿着这袋方便面，已经走出商店了，还站在马路边儿上发呆。
那时候我们母子几个过日子都很俭省，儿子们有时买一根麻花，小两口一人一半就把午饭扛过去了，专等晚上回家做饭。而我，小车里的袋装五香瓜子进价是一毛五分，外边卖的馒头是一个五分，所以我很多时候是嗑一袋瓜子吃一个馒头，共计二毛钱就把午饭解决了。
我想好了，不能毫无道理地浪费这一毛钱。我毅然返回去退掉了方便面，把我那七毛钱拿回来了。结果，因当时被售货员诧异的目光盯视，我好长时间都绕开那个商店走。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比在农村时困难多了，乡下人再怎么困难也不会缺了这口吃。有人告诉我说：村里每当说起扔下土地进城做买卖倒了霉的人，都会把我们这一家子统计进去。
是的，我们已经从大庄户人变成小买卖人了。
我在广场的西南角摆小车，三个儿子先后在小车以北、顺着胜利路边儿摆出租自行车。开山的本金是二弟陈民“犯规”从农村贷得的化肥款。过了几年，由于出租自行车生意“脏乱差”影响到市容，全部被撤掉了。之后儿子们东一榔头西一闷棍地多次改行，最后才做了冷饮生意。
本市这个中心广场，曾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作为国税、地税缴纳还有个人所得利润的黄金地段。这中间，有多少小买卖人的本金与经验，都是在这个小地界得以铺垫、加厚，而后走上大社会从买卖人发展成生意人，再从生意人发展成商人的，这是升级。夜市上卖大碗拉面的高老二说：别看广场没多大，要是套上老牛种上大红糜子，能收出好几担百元大票。
但随着城市文明的验收，我们这个档次的街头小贩，广场上的买卖人都背上了谋生危机。
作为本市的一名定居者，文化素质再不怎么样，也愿意这个城市一天天走向现代文明。但是具体到自己在某一天突然失去经济来源，私心当时就会泛滥，素质当时就会下降。谁也别不承认，我们失业后的心情，应该与职工下岗的心情没什么两样，但职工下岗会得到社会同情、会得到某些保障，而我们则只能悄悄地躲在自己家里，挖空心思去琢磨怎样才能找到下一只饭碗。
所以，在广场谋生的三百多家买卖人，无论是在白天卖水果的还是在夜里卖干果的，不论是在夏天卖冷饮的还是在冬天卖火锅的，人人都懂得眼下拥有的这份不易，都明白，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猢狲四散，各自消失在某条街的某间小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