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清道光三十年（1850），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乌加河的河床被黄沙截断，滚滚黄流顺势汇入南河，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北支原干流成了一条首尾都被截断的内流河。这次改道，黄河干流占据了河套南部高地，为地势低的北部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条件。

　　但是此后多年里，少有人能借这一地利将黄河水直接用于河套垦荒。当时人们以为是河套南低北高造成了黄河改道，而不知道真实情况恰恰是北低南高。河套在期待着一个能解开它地形密码的人出现。这个人便是王同春。

　　在河套近代水利开发史上，“开渠大王”王同春极负盛名，他为河套留下了密如血管的灌溉渠。他的事迹曾经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1935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这篇文章曾入选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冰心访问绥远，写下《二老财》一文，文中称王同春为“河套民族英雄”。中央电视台曾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我叫王土地》，就是以王同春为原型创作的。

　　小试牛刀

　　王同春是“走西口”来到河套的。

　　“走西口”，约从明朝中期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随着“走西口”逐渐兴盛，内地农民大量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垦种植，带来了水利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农业发展的态势。从清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至光绪末年，众多地商竞相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上开渠，掀起了一波水利开发的热潮。王同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

　　王同春1851年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小名叫“进财”。5岁时，他染上天花，导致一只眼睛失明；7岁时，他进了私塾读书，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就辍学回家；13岁那年，他和父亲“走西口”到磴口（旧磴口，今阿拉善盟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投奔叔父。王同春在他叔父开设的鞍鞯铺里当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同春看到附近居民引黄河水浇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勘察地势，观察水的流向，还主动帮助村民开挖渠道。后来，他到河套东部的西山咀谋生，在“万德源商号”当了修建水渠的工人，即“渠工”。

　　当时的河套有少数渠道，但都淤塞不堪。王同春一方面感到这么肥沃的土地荒芜着十分可惜，另一方面也感到渠道淤塞是因为人们不熟悉地势和水性造成的。

　　王同春身强力壮，聪敏剽悍，挖渠技术娴熟干练，被地商郭大义看中，当了“渠头”。

　　靠近西山咀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人们给它取名为短辫子河（经过改造后称“短辫子渠”）。河畔地处交通要道，吸引了大量旅蒙商人和流民聚集，带动了这里垦殖业的发展。河套第一批投资开渠、经营垦殖的地商便是在短辫子渠沿岸应运而生的。所有地商中，要数四川人郭大义实力最强。

　　同治七年（1868）夏秋时节，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一下子来了上千名“雁行人”，大片耕地被开垦出来。不久，这条天然灌渠淤塞了。正当郭大义束手无策时，此前不太爱说话的王同春站出来说：“后套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开口位置不对，要么会被大水冲毁，要么就会淤塞断流。”

　　王同春还预测：“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他举例说，以前有人利用河汊开的刚目渠、缠金渠没几年就废了，就是这个原因。可是，郭大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短辫子渠还是按照原来的线路重新疏浚。

　　几年后，王同春的话应验了：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

　　1874年，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新短辫子渠挖成了。郭大义是重挖渠道的经理，因此短辫子渠改名为“老郭渠”（今通济渠）。

　　王同春开老郭渠不像以往的人们一样顺着河汊选线，而是直接从黄河开口，还在两侧开凿了支流，可浇灌2000多顷（1顷为100亩，100亩约为6.7万平方米）耕地。人们渐渐发现，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高不病旱，卑不病涝”，不管高处还是低处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

　　开渠创业

　　光绪初年（1875），王同春租下三合庙喇嘛的一块荒地独自垦殖，但在浇水的问题上与郭大义的儿子郭敏修发生争执，于是辞去渠头的工作，在老郭渠以北自行开渠。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从黄河直接开口，开一条贯穿河套腹地的大渠。

　　要凿通这条前所未有的大渠，王同春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

　　最终，王同春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叫“隆兴长”（今五原县城驻地）的村子。

　　早在同治年间，退役的湘军运粮官郭向荣向达拉特旗的王爷租用了哈拉格尔河、旧河筒子周边的土地，于同治六年（1867）开设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从那时起，隆兴长就是河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当时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隆兴长的老掌柜去世后，他的儿子花天酒地，商号逐渐衰落。王同春趁机买断了隆兴长所有资产，在旧址上重建房舍，隆兴长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久，隆兴长便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独占了河套商品市场。

　　光绪六年（1880），王同春开始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3个天然壕沟，疏浚挖通一条110里（清朝1里约为576米）长的渠。到完工时，已开支渠45条，可灌溉良田2000余顷。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叫“王同春渠”，后来改名“义和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河套土地。

　　王同春又在住地开设隆兴长商号，经营皮毛、粮食及从包头一带购进的生活日用品，开辟了“水利促农业、农业助商业、商业兴水利”这样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

　　在隆兴长商号的基础上，周边很快形成了人口密集的村落。民国时期的林竞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隆兴长的繁华：“居民四百余家，商店大小百家。有邮、电、垦各局……五原所属以此镇为大……故东来者，不曰住五原，而曰住隆兴长。”隆兴长最终发展成为一座边陲重镇，名气远超过当时的五原旧县城。

　　因为隆兴长地位日渐显要，民国政府将五原县的行政中心迁往这里，今天五原县政府所在地隆兴昌镇的名称即来源于隆兴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