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造就了河套地区农牧业交错分布、并存互补的地域经济和人文环境，也成就了这片土地文化多元、共融共生的特色。

　　在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上，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生活的土地，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经济文化。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了了解，加强了依赖，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尤其河套地域广大，高天厚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移民文化、水利文化、边塞文化、兵团文化等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借鉴吸收，形成了海纳百川、个性鲜明的河套文化。

　　早在战国先秦时期，于河套地区繁衍生息的各少数民族，便已开始与中原地区建立了经济、政治、通婚等关系。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接触，看到胡人在服饰、军事方面的长处，便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的主张，以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在河套地区迁徙人口、驻兵屯田，汉人融合到匈奴的数量十分可观，多次记载于《汉书》《后汉书》中。这里是匈奴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体现于墓葬、乐器、语汇等多方面。

　　汉朝时，汉朝与匈奴政权首次签订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盟约，在河套地区开创了汉匈两族及各民族间和谐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历史先河。

　　彼时河套地区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牛马遍野，群羊塞道”的安宁局面。

　　游牧民族和中原互通有无，关市为双方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河套地区则是实现这种交流的主要通道。

　　西汉自景帝时即“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

　　汉武帝时期，关市的开放、繁荣达到顶峰，《史记》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匈奴对汉朝的东西十分感兴趣，汉朝便不断向匈奴人开放关市满足需求。

　　除了关市，和亲是另一个促进民族交融的方法。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位于磴口县的鸡鹿塞，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之地。“二十五史”记载的和亲联姻篇目有216篇，和亲出嫁的公主达200余人，这些和亲公主有相当一部分嫁到河套或途经河套深入草原腹地。

　　在各民族间的交流中，汉族文化对匈奴的社会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匈奴向汉人学得统计人口和牲畜来计算征收赋税的方法，又从汉地学来穿井、筑城和治楼等方法。与此同时，匈奴文化也影响了汉族并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汉朝政府和民间养殖业的发展，是与匈奴马匹的大量输入及匈奴人帮助汉人提高养马技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各族人民互相接触、互相学习和互相促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河套地区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融合的舞台。

　　从敕勒族移居河套兴盛发展，到北魏由河套入主中原，再到大量移民到河套开发建设，不是入居套内的民族东渡，就是占据中原的民族西迁，河套地区见证了我国历史上南北各方、各族人口大范围流动、迁徙的高潮，迁徙的范围之广、卷入的民族和人口之多、动荡的持续之久，皆为历史罕见。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时间里，各民族频繁迁徙，交错占据、开发河套地区，使民族融合成为历史潮流，显示出河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色鲜明、影响重大的区域。

　　隋唐时期，河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经过长期交往与交流，融合程度更为深入。史学家考证，此时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氐羌、铁弗、乌桓、鲜卑乃至高车（敕勒）柔然，已大部分融入汉族，有的相互融合，原先的一片羌胡世界，再无胡汉之分。

　　唐朝继承汉朝做法，在河套地区开放互市，汉人交换到了马匹，游牧民族获得了丝绸、茶叶、陶器等生活必需品，提升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双方互惠互利。

　　通过边市贸易、杂居通婚等方式，河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频繁、融合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极具典型性。

　　明清至民国时期，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古，称为“走西口”，而河套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落脚点。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指长城以内的人们到长城以外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

　　所谓“口”原是指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成为对蒙古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称大同右玉县杀虎口以西的各口为西口。

　　史料记载：“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掣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绥人尤有能指其后裔者焉。”另外，大批无法生存的破产农民，也不畏险途，私越长城。这三部分人当为明清内蒙古地区的早期汉族移民。

　　清朝政权稳定后，随着清朝绿营军驻防内蒙古草原实行“开边制”（招募汉人种植）开始，“走西口”活动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逐渐兴盛。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批准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在“河保营”开辟汉蒙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走西口”蔚然成风，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口外垦荒的汉族人多达几十万。

　　“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是在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清王朝苦于财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垦蒙荒的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即“贻谷放垦”，这时又有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

　　这些“走西口”的移民，就近从不同的水旱关口出口，最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定居，而向来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河套地区尤具吸引力，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这些移民的到来，对河套地区的开发大有裨益。他们在此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其中的王同春、杨满仓、杨米仓等杰出代表，所开挖的渠道奠定了河套灌区的雏形，至今还造福着河套人民。

　　重要的是，“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河套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到清朝后期，这里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族人。

　　“走西口”客观上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发展，令民族融合空前高涨，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融、发展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纵观河套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开荒史、奋斗史、抗争史和民族团结进步史。更进一步，河套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