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国

　　明朝初期对河套的开发较为重视。《明史·食货志》《明太祖本纪》等都有“招集流亡屯田”“籍民为军”等记载。

　　明朝后期，北元俺答汗与明朝订立通贡互市协议，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俺答汗不仅重视畜牧业，还注意发展农业，招募内地汉民在河套地区垦殖耕种。

　　据建于清朝末期的五原四大股庙碑文记载：“花马池设有总兵，河套实隶陕西，俺答汗议和，河套世为百姓耕种。（明）世宗命总兵移镇榆林，口外尽入蒙古矣。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山西、陕西等地农民以此“雁行人”的办法，轮流耕种土地。

　　到了清朝，河套开发尤其水利的开发，迎来了质和量的飞越。

　　清朝初期和中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农业上鼓励垦荒，提倡兴修水利。由此，“雁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年间、雍正年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以至道光中期的110多年内，到河套谋生的“雁行人”络绎不绝，演化为开发河套水利的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清朝公主“欲治菜园地”。

　　河套乌拉河以西的土地都归阿拉善王爷管辖。《绥远通志稿·采访录》记载：“清嘉庆年间，阿拉善王纳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园，即招用汉农辟地数十顷，时黄河北行山下诸分流自北而南，河流狭窄，只能驾小筏行于其中，即南河亦然，不能行船也，有平遥杨姓者，就黄河故道之乌拉河，租地开渠，溉田300余顷。清初制定，禁止开垦蒙荒，因名曰公主菜园地。”

　　其后，“公主菜园地”的规模日渐扩大，一部分汉人半公开地最先在河套西部开垦和修水利。

　　第二股力量是为打鱼而来的“桔槔取水”。

　　“桔槔取水”，也叫吊杆取水，就是将木杆架到高处，一头用绳子拴着吊桶，一头绑着石头，靠石头的压力将水吊起，浇灌田地。乾隆年间，不少从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而来的汉人到河套打鱼，看到黄河北岸土质肥沃，便用“桔槔取水，试行种植，大获其利”。有的人家更以捕鱼为名，举家从上游乘船而下，把农具和种子都带来，在沿黄河北岸一带定居下来，开始小片垦荒、依水种植。这也有效地推进了河套水利开发。

　　第三股力量是来河套做蒙古生意的“就河引灌”。

　　乾隆以后，来河套做生意的，多是毗邻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按清朝规定，起初是带货来卖，一次贸易时长不得超过一年即要返回，称为旅蒙商。后来有的旅蒙商在河套定居经营，在这里开设商号，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商业资本势力，投资租种和分佃土地， 故称“地商”。他们租种的土地，总是先位于河水漫溢的低洼处，以便就河引灌，后来逐渐开渠引灌，扩大垦种规模。

　　道光年间，随着河套地区农垦开禁，租田垦种者越来越多，揭开了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序幕，河套水利建设自此进入了繁荣阶段。

　　可以说，河套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但河套真正从牧区向农区转变是近代以来随着水利开发发生的。历史上河套地区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界与交汇之处，农业开发时断时续，农业经济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社会始终没有形成。 近代河套的水利开发是大规模、 持续性的，对河套社会的转型起到了实质性作用，经过近代百年的水利开发，河套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最终形成。

　　近代河套水利开发，地商功不可没。

　　据考证，近代河套水利开挖的第一条渠，为“缠金渠”（清时称临河以北、以西为“缠金地”），即今“永济渠”。

　　《绥远通志稿》《河套治要》等记载，地商甄玉、魏羊特批在临河西部偏僻之地（缠金地）开垦。起初他们利用黄河天然支流刚目河， 引水灌溉，但刚目河水量不敷灌田所需，于是便于道光五年（1825）雇佣流民在西边黄河湾子上，直接另开一段引水新口，又把旧河道稍 加挑挖，修了一条长约15里（清朝 1 里约为576 米）、口宽1丈（清朝 1丈约为3.2米）的输水干渠与刚目河相通，这就是缠金渠。

　　道光八年（1828），清廷正式开放缠金地，来此租地垦荒的地商越来越多，商号一度达到48家，开地数顷至数十顷不等，这就导致缠金 渠的水量无法适应引水与垦荒的需要，众商号便共同出资扩挖缠金渠， 接挖长度达到140余里，口宽 5 丈，干渠之下又开挖一些支渠。扩建后的缠金渠，灌地三四千顷，收粮10万石（清朝1石约为80千克）。

　　以缠金渠为起点，河套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渠引水行动，《绥远通志稿》记述至光绪中年，河套地区开挖了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塔布、义和八大干渠。

　　八大干渠除缠金渠外，其余干渠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刚目渠原为临河境内黄河的天然支流。缠金渠初开之际本为刚目渠的支流，经扩修之后，规模反而超越刚目渠，之后刚目渠逐渐成为缠金渠的支流。

　　老郭渠（今通济渠）经历了一个由短辫子壕、短辫子渠、老郭渠 到通济渠的过程。短辫子壕是五原境内的一条长约20里的天然河流， 同治八年（1869）短辫子壕被开成20余里的渠道，命名短辫子渠。同治十三年（1874）以王同春为渠头，重新开挖短辫子渠，重挖过程中，王同春首创从黄河开口，由此奠定了河套干渠从黄河引水的技术基础。因为郭大义是重挖短辫子渠的经理，故名老郭渠。1915年，老郭渠改称通济渠。

　　长胜渠（今长济渠）于同治十一年（1872）由地商侯双珠、郑和等人共同开挖。

　　塔布渠（原塔布河）原为天然河，光绪初年，地商樊三喜、夏明 堂、成顺长、高和娃和蒙古族人吉尔吉庆组成五大股，合力修挖塔布河，光绪七年（1881）基本完工，灌地1000余顷。

　　义和渠（原王同春渠）于光绪六年（1880）由王同春动工开挖， 次年挖到隆兴长并开始浇灌土地。全渠长110里，灌溉区域面积2800余顷。

　　永和渠（今沙和渠）是王同春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挖，全渠自渠口至乌加河，全长90里，灌溉区域约2200顷，能耕种者约1100 顷。

　　中和渠（今丰济渠） 由王同春于光绪十八年（1892）利用协成渠开挖，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完成，长90余里。

　　除了八大干渠，还开挖了一些小干渠，如强家渠、刘三地渠、永成渠等。

　　据统计，从道光年间至光绪年间，河套地区由地商出资，开挖大 小干渠近40道，大者灌溉田地千顷以上，小者灌溉几十顷至百顷以上，共灌田 1 万多顷。至此，以八条大干渠为主的河套水利灌区已初具规模。

　　此时的河套水利基本上是因群众自发行动而建成，官方一概没有过问。渠道的修挖与管理由地商掌握，如果遇到紧急工程或者决口等 情况，地商号令一出农民齐声响应。当时各大干渠渠身通畅，退水顺利，支渠四达，可谓河套水利最初兴盛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河套水利由八大干渠发展为十大干渠。

　　民国时期，刚目渠和永和渠（沙河渠）均被合并到大干渠成为支渠，另外又先后挖成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和复兴渠，最后演变成现在的十大干渠，即塔布渠（塔布河）、长济渠（长胜渠）、通济渠 （老郭渠）、义和渠（王同春渠）、复兴渠（沙河渠）、丰济渠（中和 渠）、永济渠（缠金渠）、黄济渠、杨家河和乌拉河。至此，十大干渠 基本上浇灌了河套的大部分土地。另外，从黄河上直接开口引水的小 干渠还有三四十道，均先后与十大干渠合并。 每条大干渠开挖，从开始到最后定型，都经历了从“河化”阶段到“渠化”阶段的演变。

　　河套水利经整修合并，八大干渠演变为十大干渠，灌溉面积在三四百万亩以上，再加上民国时期改建的三湖河灌区，河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引黄灌区，终成河套灌区。

　　不过，民国时期的河套灌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地既未作长远打算，也没有短期安排，更谈不上科学管理和技术设施，各自为政， 各司其事，在黄汛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河套地形是由西倾东，各引水渠皆由南趋北或自东南而下东北，各渠水流从口到梢， 大都逆势上行，致使水利效益与灌溉面积都受到一定限制。此外，这些渠道因渠首无控制设施，引黄又任其自流，水小则旱，水大必淹，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连年不断地遭受黄水灾害。灌区退水无排泄渠 系，引黄灌溉的余水，大都退入乌加河，该河亦无排泄出路，因而导 致了乌梁素海的不断扩大。据资料考证，1933年至1949年，就在这16年间，乌梁素海已由 7万亩逐年扩大到90余万亩， 由此可见80多万亩土地被灌区尾水所淹没。加之经过多年抗战，农民负担很重，农村经济已至“十室九空”的危机边缘。

　　河套一向以粮食生产为民生之基础，农业以水利建设为第一要务，故于1945年傅作义主持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政务时，在陕坝成立了“四首制”石闸筹备委员会，拟将河套多口引水、草筑闸口的旧方式加以改变，计划统一规划为“四首制”石闸。

　　“四首制”石闸即黄济渠杨家河闸、永济渠闸、丰济沙河连环渠闸、义和渠闸。

　　黄杨闸灌域属于河套灌区的一部分，位于河套西端。该灌域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包括了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大干渠的进水， 原是引黄直口灌溉，除杨家河是由人工开挖外，乌拉河、黄济渠均系天然壕沟所形成。

　　1947年前后，黄杨闸两次在乌拉河渠口试建，由于黄河水位升降 幅度较大，结果只挖了两个大坑，劳民伤财，无所进展。群众气愤地说：“折腾了一年半，挖下两个坑，一曰坑国坑，二叫害民坑，闸基成了沙口袋，渠首移位到耳朵。”黄杨闸经过4年时间的筹建，仅仅做了一些护闸基土方工程。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河套灌区虽然拥有十大干渠，但由于缺乏统 一规划和整体布局，灌溉效率无法保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保证引水，无法排水，土地盐碱化严重。水大成涝，水小则旱，丰枯全凭自然。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区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兴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开挖总干渠，疏通总排干，加快灌排配套， 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河套水利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式灌溉到节水型灌区建设的三大历史性跨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七级灌排渠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