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羊皮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普林每个月才回一次家，回来一次也只住三两天。但就这三两天，他都会酗酒带醉跟我怄气。

　　不只是跟我一个人怄气，普林在酒醉的时候，他的思维可能会游弋、游弋到当年他们弟兄四个给婆婆下跪的情景中。所以他就让三个儿子下跪。有时儿子们睡着了他就喊：都起来给我跪下！儿子们不敢不听命，便都光着身子下地，齐刷刷地跪在他面前。

　　当年看到普林他们弟兄四个给婆婆下跪，我的心被深深震撼；而今我看见三个儿子给他父亲下跪，却只想哭。

　　我的儿子们都是公认的孝顺，所以我认为孝顺父母也是有基因的，普林家的孝道是祖传。

　　孝道虽为大道，但并不会因此就有理由实施暴力，我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对儿子们说，穷着受气还能将就，有钱的气我就受不了了。我和你大真到了非离婚不可的地步了。

　　当普林再次跟我“饥荒”了一场走了之后，我抱着女儿舻舻坐班车到市里去跟他闹离婚。

　　普林的大哥正好也到市里办事，我就跟他同行。

　　那次离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去了就直接投奔刚林，刚林跟他二哥吵了一顿，买了车票打发我回家了。

　　大哥后来笑着跟亲戚说：普林媳妇聪明反被聪明误，和普林离婚相跟着我一起去。

　　我听了以后也笑：大哥才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跟你一起去，只能说明我不想离婚。

　　没有哪个女人平白无故想离婚。

　　198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我们全家六口人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在时间的逆光里：1962年农历七月十五，另一个我们全家六口人从城市搬到了农村。

　　普林第一步就走错了。那时的绒毛价格正在爆炸时段，而他刚刚从农村信用社贷了一万三。如果把这些钱投入羊绒生意，无疑能大赚一笔。但他首先买了一套房子，手头就没钱做生意了。待他再次贷到款，购回羊绒等待出手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我是个刚搬到城里来的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便不掺和买卖之事，这时却被市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文联、妇联、报社三家文化单位将联合举办“全盟首届妇女书法美术摄影大奖赛”，参赛项目、截稿日期都有明示。

　　城里就是比乡下好，还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文化赛事。我上街去扯回一尺半白市布、买了绣花线，自画自绣了名为《春晓》的作品。当时报社的副刊编辑是阎纪文老师，他鼎力支持我这个刚刚进城的乡下女人，翻过年来是1988年，我凭着《春晓》获得了“鼓励奖”，而且参加了颁奖大会。其间，阎纪文还在市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我的歌词《浩瀚河山》。

　　东边日出西边雨。普林和所有卷入1988年“绒毛大战”的人一样，在惊涛骇浪的洗礼中留下了刻骨难忘的记忆。战中，掺假次品供不应求；战后，市场饱和一落千丈。人人背着血雨腥风，大多数经营绒毛的企业、供销社和个体贩子血本无归。农牧民已经开始大量宰杀山羊了。

　　绒毛市场风云变幻的这张底牌，几年以后我才摸到手里，而当时我跟《陈奂生进城》里的陈奂生一样只是个呆头呆脑的土老帽，人家说什么我都信、都会惊奇。那些时日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来家洽谈绒毛买卖，我就要随时摆上方桌招待人家吃饭喝酒。这中间，从乡下到市里来上学的、来看病的、来买东西的亲戚也免不了住上一俩月或三五宿。所以厨房里的鼓风机负担很重，成天呜呜地嘶吹。

　　当时河套地区究竟有多少买卖人被卷入到这种绵延不断的洽谈中来呢？不得而知。后来这种洽谈统统被概括为“圪吵”了。其实圪吵这个方言在当地也有些年头了，起初只是“讨论”的意思。而后是绒毛大战把“圪吵”这个名词演变为“割草”了。而行骗的生意人也统统被封为“割草队的”了。

　　普林说，他压下的这些羊绒要是出手了，可以赚到二十万元，发财在即。但是这中间我和普林的怄气愈发频繁。只要发生口角，就一句比一句尖刻，普林动手也一次比一次轻易。我对儿子们说：都有点儿思想准备吧，你们的老子赚回二十万的日子，就是我们离婚的日子。

　　十九岁的十六岁的十三岁的儿子都垂头不语，三岁的女儿舻舻横着一根食指，把流出来的鼻涕都涂到脸上去了。

　　天天猜拳行令，日日杯盏叮当。跟普林一起做那批羊绒的四个贩子先后都出手了，惟普林一个人的货物被滞压下来。后来普林也懊悔当时没有抓紧时机出货，已经错过了。而今想起那段岁月，真是浮云苍狗、沧海桑田。

　　贷款收购的羊绒卖不出去，普林的脾气更加暴躁，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差劲，一喝就醉，一醉就粗口出手。往往是好酒好菜把客人请回家，吃喝的中间摔筷子砸碗把人家轰跑。客人跑了我们家里也不得安宁，他仍然会跟我口角寻衅，仍然会让儿子们光着身子跪在地上。

　　我搞不懂的一点是，当时做赔了绒毛生意的人很多，他们都是用什么办法疏散烦恼的呢？

　　其实普林也并不是个欣赏缺点的人，他喝醉时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很可惜，当时我却什么都知道。待他酒醒后我叙述他是怎样无端地打人骂人、跟我们母子找茬儿时，他也愧悔，但过后照旧不控制“将”进酒的分寸。普林搞不清哪杯酒会让他醉，我也旁观不清，只认为每根草都会压死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