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忙碌的中间偶尔回头看看，只要看见娃娃仍然在爬，即使流出来的鼻涕都跟土和了泥，也没关系。

　　我也有钉蹶子拴娃娃的时候，总算起来也不过三两次吧，大多数还是背着娃娃干活儿，比如做饭。

　　做饭有用一只手的时候也有用两只手的时候，比如切菜就必须用两只手，那就把案板和娃娃都放在炕上，小心别切了他的手就行，炒菜就用一只手，那就能把孩子背上，这种背是需要大弯腰的，孩子爬在背上，我的一只手揪着娃娃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就能在锅上忙活，这样放盐搁醋都不耽误。

　　后来从电影上看到南方人做一个大布兜子把孩子兜在胸前或背后，妈妈做什么都不拦手。我便感慨北方人想不出这么好的办法。

　　孩子们也能被逼出本事来，所以才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永舰四岁那年，提着个小红柳箩筐天天一早就去捡牛粪，小小的人儿跟在那么大一头牛的屁股后边，把冒着热气的牛粪都铲到他的箩筐里。天天捡回来都晒在鸡窝上，把鸡窝顶子堆得像个金字塔；永舫四岁那年，我和永舰一晚上淌水到天亮才往回走，远远地隔着一大片庄稼，听到永舫在喊：“妈！我给你们煮熟拌汤了，快回来吃！”我和永舰虽然逆着风也听清了，却都不相信他说的话。永舫比锅台高不了多少，却能把饭做熟。

　　后来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普林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母子四个风调雨顺、松紧得当，家事农事点滴不误。十五岁的永舰骑着自行车能把一百多斤的铁齿耙扛到地里去；十二岁的永舫随后就套好了驴车赶出来了。三儿子永舢九岁，主管放毛驴，驴跑了他死揪着缰绳不放，跌跌撞撞地跟在驴屁股后边哇哇大哭。

　　这样白描出来的图画，乱哄哄的好像很糟糕，但我们置身其中，却丁是丁卯是卯，是日子的真实风景。

　　其实真正乱哄哄的场面还在前几年。大集体劳动的那些年，我把三个儿子都丢在院子里让他们玩儿，自己下地劳动。当我半前晌休息，回来给不满一岁的永舢喂奶时，哄孩子的永舰和永舫早跑没影儿了，永舢一个人晒在太阳地里，不知什么时候屙了一大堆屎，正频频地用小手拍拍屎又拍拍额，早拍上去的已经干巴住了。我赶紧端了水盆来给他连抠带搓，疼得他哇哇直哭，臭味也洗不掉。眼看休息时间快到了，我抱着永舢气咻咻地寻找永舰，心想找到后一定要狠狠地打一顿让他记着。但找到他后，我却泄气了，他也只有七岁啊，我怎么伸手打他？

　　我讨厌打孩子，我讨厌打人。

　　那时候我虽然被家务事孩子事针线事还有驴鸡猪羊乱七八糟事搞得头昏脑涨，但毕竟年轻气盛还有一股子冲劲儿。农村最苦重的营生就是割麦子了，我有一年跟队里几个最厉害的女人搭组，而且咬紧牙关也能“飙”成并驾齐驱。这个“飙”的感觉，在我的记忆里嵌得太深了，那是一种力竭和竭力的并存形式，是透支和支出的同时进行。

　　谁没在那个年代里当过农民谁就不知道那个苦是怎么个受；谁没在那个时代当过农妇谁就不知道那个累是怎么个熬。

　　世事走到分田单干，就不能指望有人帮你了，每一个农民都要完成整个套路的修炼。此时，我除了不能耕田耙地、挖渠打场之外，地里的活儿差不多全拿下了。

　　农田地里，大半年里的活儿就没个完，即使把应时的耕啊种啊淌啊锄啊刨啊薅啊都做完了，还有间苗拔草、喷药打杈什么的，即使看上去什么事都没了，还有掏野菜喂猪、割青草喂驴呢，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天天都像催命似的在身后追着。

　　只说说给葵花打杈的活儿吧。这营生不用弯腰不用在阳婆地里暴晒，应该很轻松吧？但无论是什么农活儿，只要有抢时间的因素，它就绝对轻松不了。正当酷暑时节一头钻进蒸笼般的葵林里去，眼看着葵花的正头被偏杈欺负得毫无正气，心里多急啊？一进去就开始噼里啪啦紧着忙。葵秆上的小尖刺和葵叶边缘的小锯齿，直把胳膊和脸都划得横一道竖一道的红印子，而且热辣辣地疼，但谁还顾得了这些啊？汗水在流，汗水反正是不断地流，擦也白擦所以干脆不擦。

　　是的，春耕夏收农活儿紧张的时候，农民们都不擦汗，即使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挥一下胳膊，此时我才明白“挥汗如雨”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人有私心是天意，自己给自己受苦，智力和体力都不遗余力。拉麦子时，儿子用禾叉挑捆子，我装车。初学装车竟能装得两边平衡，一直走回麦场也没发生松捆子的现象。到了麦场我还能垛麦窪（麦垛）。而且我垛的麦窪很规则，大概是因为学过圆柱体、圆锥体定理的缘故吧。到了收顶的那一层，我选了二十多个一般大小的麦捆子，一捆一捆地摆齐、挤紧、放平、踩实，最后将一个最大的捆子，麦穗均匀地、就像头发似的披散开来，扶正了压在中间。这样，雨水就一点都漏不进去了。不漏雨是垛麦窪的终极目标，吃发霉麦子的损失太大了，而且还被人耻笑。

　　忙则忙矣，我总能抽出一点时间来琢磨文字，在集中使用大脑的时候，身体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松弛。

　　夏天，屋里做饭太热，家家都要在院里垒个灶台叫作“村灶”。 普林曾对我说：“你垒吧，你垒的村灶好用。”我垒的灶，开锅特别快所以省柴。因为我留出的风箱吹火的那个小洞，离烟囱很远离灶口很近，这样，整个火苗都要燎过锅底，火势弱了才会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