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陆续地发表了很多作品，关心我写作的人们便渐渐地多了起来，有来自宣传部、文联、报社、电台和群艺馆的，还有来自政界和商界的，他们的认可就像慷慨的金石为我而开，所以我太应该把这些仁人义士们的名字逐一留在这里，以表示我至诚的、匍匐的感谢了。但我很顾虑，我担心在列出名字时，即使挂万漏一，也是亏心罪过。而今杨若飞先生已然作古，我就在他这里作个重笔，也算人之常情吧。
如果说张志英是我求学道路上的石碑，那么杨若飞就是我写作行程中的路灯。但自从发表了那篇处女作以后，我也不轻易到县里去，所以仍然没能认识这位道高望重的儒士。
处女作之后的投稿就采取寄信方式了。我在和普林没完没了的争吵打闹中坚持写作，两种味道同时入口，就产生了化学作用，中和之后，苦味淡化了。
我和普林是同一代人，所以我们应该是天平的左边和右边，普林那么年轻，他和我一样，也有许多的不甘。
所有十字街口的绿灯都在闪烁，普林堂而皇之地跑出去搞副业了。
“家财万贯不如薄艺在身”，普林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木匠手艺，原来只能在村里打耧耙、修门窗、做牛车，挣几个工分的，而今却在家庭生计中派上了用场，春天他把该种的都种上之后，就外出去挣钱，到乌海、到宁夏、到包头、到阿拉善左旗。
普林很聪明，此前他只学会了技术操作，而一旦走出去，他竟无师自通会看图纸、能够照图施工。
我守候着承包地。头一年收获下来，我先花掉八十元到供销社去买了一个紫红色的收音机。红躺柜卖了，我便将收音机摆在家里唯一的家具，那只黑漆箱子的正中间。箱子原在炕头上的，放地下太低，收音机摆上去显不出气派，我便用锯子锯了四根柳木桩，钉在地上，之后四面都用花布围好，上边再放箱子，箱子上再摆收音机，这就很像那么回事了。
家里有了收音机，感觉就进入新时代了。我没事就拿着抹布去擦拭它，不让它落上半点灰尘。它的形象不仅装饰了我的家居、提高了家的规格，那些无形的、穿行于室内的绚丽音符，也在濡染着我的情绪。到了第二年，地里的收入再加上普林搞副业的收入，我们又买回一台十二英寸乳白色的电视机，这在全村是第三台电视机。
买个收音机没什么牵绊，买了电视机影响可就大了。普林在本村的姑舅亲、两姨亲就有六七家，每家首先有老年人两个，然后是年轻人若干。在我买电视机之前，远房亲戚李双喜先买回来了，大家都一窝蜂到他家去看节目，弄得地下炕上到处都是瓜子皮、破纸片、土屑碎渣，有个孩子竟不小心把双喜家的枕头从炕上踩进了锅里；次日又有人把暖壶踢倒打破了，于是有人在大呼：快让开，小心开水烫！
双喜媳妇为此叫苦连天。
现在轮到我了。天天晚上都有一大群亲戚来看电视，先是老年人盘腿坐满一炕，他们习惯地捏一撮旱烟装进羊棒里“呸儿、呸儿”地喷烟灰，年轻人只能站在地上，他们是喜欢边看电视边噼里啪啦地嗑瓜子，当然也会“呸儿、呸儿”地吐瓜子皮。我呢，先烧一大锅开水放一小块砖茶进去，挨个给老辈人双手端上，再招呼同辈人谁喝谁自己去舀。然后，我这才能倚着门后边的大水缸，看电视。
晚上十一点多，人都走光了，我得收拾炕啊地啊，擦擦洗洗也要一个多钟头，等到自己能躺在炕上，累得一跌头就开始做梦了。
于是我也叫苦连天，但这个苦只能叫给普林听，让亲戚长辈们听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了。普林笑着说：你不是就爱让人夸你“好”吗？当个好人不容易呀，你就忍着哇。
我想了想，说：要不咱杀上两只鸡，把亲戚们都请来吃一顿，告诉他们以后别来看电视了，行不？
普林大惊失色：你哪来这么古怪的想法？不行！会惹出大麻烦的！
其实也只是乱哄哄了半个冬天，其后亲戚们就陆续都把电视机买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是站在村子中间喊，也没人肯来了。而且，开春普林就又搞副业去了，家里清净得只有我们母子四个。
时间距离消除情感距离。普林和我在书信的来往中，竟特别地亲密起来。原来天天在一起无话可说，分开却一写就是两大张，我们把各自的处境和心情都写上，闲言废话，每个字都情深意厚。
思念的滋味很苦涩、也很紧迫，我一生中最幽深的几段思念，其实都在普林身上。那时无论从家里走到地头，还是从地头走到家里，我都会顺着那条黄土路默默地往西望，我能望断南飞雁。
孩子们当然也思念他们的父亲。记得那年深秋我和孩子们正在地里挖蔓菁，有人告诉我们说，普林回来了。孩子们高兴得“挖蹦子”往回跑，边跑边喊：我大回来了！我大回来了！
我竟也跟在孩子们后边，奔跑。
（二）我是个有本事的农村妇女
有个说法：本事都是逼出来的，这话应该没人反驳。现在的女人没人逼，一辈子只生一个孩子，却经常听到被孩子累得吃不上饭的说法。我当时是三年生一个，村里还有两年、一年生一个的呢，那些女人也不能误事，既得把孩子养大，也得把活儿干完。所以有的妈妈就在下炕角钉个木头蹶子，把娃娃拦腰捆根绳子、拴在蹶子上，自己赶紧忙家务，忙完了家里的，再把娃娃背出去，让娃娃自己爬着玩儿，自己再忙地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