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发现“行”，而且层层解扣越来越行。
世风者，西风疾而粗鲁；南风柔而敏锐。早就听说南方的农村把土地分在农民手里了，我们这里才风传要解散人民公社的消息。1978年先试行包产到户，1980年才彻底分田单干。
单干的结果验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共有资源”的分析：“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有的东西。”其实他的说法太啰嗦了，换成我们河套方言只需一句：众人的老子没人疼。
而某些形容语似乎更加贴近人性，比如“欲壑难平”。
欲壑真的难以填平。本来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能有这一天，我们能有跟别人平等的这一天。而今这些都到手了，甚至和其他村民一样，公平合理地把土地都分到手里了，还想干甚？
我真的还想干甚。
我赶着毛驴驾着自家轻便的胶轮小车，“的楞、的楞——”地行走在村外的乡野小路上，拉庄稼拉秸秆拉化肥，拉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这时孩子们也大了，都不拽我的襟占我的怀而且还能帮我的忙了；经济条件好转了，再也不为扯一尺鞋面、买一轴白线发愁了；我有了自由的大脑和自由的时间，来思前想后了……正因为有了自由的想法，才越想越憋屈。
当初我的美好前程，怎么就像被粪叉子叉走了似的，那么简单就没影儿了呢？而且被叉走以后，就永远都没有找回来的可能了呢？现在我都三十三岁了，这辈子真就如此草草了事吗？我不甘心。
曾经张志英先生的关注，使我的很多爱好都得到了升级。到了初中我担任过独唱；全班大合唱我的手风琴伴奏；校文艺队的七人小提琴合奏，我是其一；初二上学期，我们班演出的独幕话剧《二百块土坯》，是我的原创。而结婚后，我经常帮村邻们写春联、画绣品、剪窗花诸如此类。前年我回到乡下，顺便去看了一下我和普林住过七年的那间小北屋，细泥墙上竟然还能找到我当年的所谓书法：足下危冰碎，退步已不及。
是啊，我真应该有点不甘心的感觉才对。那么，在不甘心的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呢？
书法和绘画需要奢侈的花费，因为要买很多的纸张很多的颜料或墨汁，另外还要有一张独属于我自己挥霍的大桌子，不行。我便想到了写作，作文这事既省钱也省地方，而且不会影响到家人，那就……写吧。
我不是个做抽屉文学的人，我十分地急功近利，所以写的时候就一直想着投稿成功。
第一次投稿。
“咳！二子媳妇，后天就下来头水了，不赶快锄地，背上包包干甚咯呀？”热心的三婶子倚着门框朝我大声嚷。
“我……去临河投稿咯呀。”我回答，但声音有点怯怯。
“投稿？甚是投稿？投甚稿？”“就是……我写了稿，去投。”
三婶子还在茫然着，我已经回身走了，我得步行五里路到乡里去赶班车。
一路上，我都想象着编辑会发现我的稿子是“字字珠玑”的，那就把这篇文章排在头条位置吧，那就希望这个作者多多写来吧，之后我就再二再三地写，而编辑就再三再四地发。发着发着我就成作家了。呵，一边种庄稼一边当作家，这样的活法才有活头。
“永舰，把你的书包借妈用用，你今天先拿网兜装上书凑合一天。”我不能大老远地捏着稿子进城。
“网兜不行，漏铅笔盒。”儿子拒绝。
我忙将他的铅笔盒装进网兜里去试，不漏。儿子这才皱着眉头答应借书包给我。
坐在班车上还踌躇满志呢，到临河车站一下车我就傻眼了，明白自己的美梦都是枕着黄粱做出来的。
我怎么就没意识到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呢？自己在村里算个秀才，就能跑到城里来张扬啊？眼前这些川流不息的人们都带着深沉的表情从我面前一闪而过，他们的西装革履眼镜公文包，都印证了他们的文化，印证了他们的文化非我可比！
有这样一个乡下女人，她穿着浅粉色的确良褂子、军黄色的咔叽裤子， 还有自己做的松紧口灯芯绒布鞋。此时她正靠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看着人来人往，她背着跟儿子借来的书包，书包里装着她写的“稿”，她想把这个稿送到县文联的刊物上去发表！
坐井观天、异想天开。
我的肚子好空，空得连一丝底气都没有了。过来一个卖麻花的，我花二毛钱买了一根咯嘣咯嘣地吃，这中间我已打好了主意，吃完麻花就回，回去锄我的麦子淌我的水。文章者文章也，非我这等人想发就能发得了的。
可是，这稿是我呕了好几天才呕出来的呀，是我锄了一整天的麦子腰也酸腿也疼、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写出来的呀，而题目《乡恋》是我睡到半夜翻身坐起来定下的呀。还不说我把那么重的希望都押在了它的身上！
还有，当我决定了投稿，头天夜里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而且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曰：村院无深浅，犁锄有短长。鸡鸣晨前月，犬吠午后阳。枕上有孔孟，灯下写文章。
我一脸庄严地向路人打听到文联的地址，就登登地往那儿走，我走得好快，生怕自己变卦。到了之后我毅然将稿交给收发室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件事，我就这么做了！
然而这件事还真做出了结果，我的稿很真实地发表在1985年《花地》月刊的“女作者专栏”上！哎呀编辑万岁！
后来得知，这篇处女作的发表，初阅收讫李子恩，编审定稿杨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