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冬天杀掉之后一看，肚子瘪瘪的、肠油薄薄的有点像蚊翅，一共杀了四十多斤肉。但普林舍得把猪的一个后座给我娘家送去；我二弟民民的木匠手艺，也是从普林手里学到的；还有，我嫁给他也是从吃了他们家的粮食开始的，后来娘家搬到一个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也是凭了普林的亲戚。

　　做好事不就图个好报吗？但普林在不高兴的时候，会把这一切都当作我的“没良心”而悉数揭发出来。我一定要跟他争辩的话，就会遭到无情的拳脚。普林的火气一上来，全不管我母亲在不在跟前，他想说什么就说、想骂什么就骂。

　　我妈妈是个就事论事的人，她虽然心疼女儿，但对女婿仍然能做到以礼还礼。她攒下一坛子鸡蛋舍不得吃，都卖了给女婿做衣服；普林一进门，她就把好吃的都翻出来，恨不得一次性装进他的肚子里去。

　　受恩于人，一生气短，这话有“得人滴水、报之涌泉”佐证。我的两个弟弟虽然都了解我的处境，也都痛惜我，但一直都对普林敬若兄长，二十多年间从未跟姐夫翻过一次脸。他们认为，已经是老姐夫了，普林有普林的长处。所以，当普林做赔了绒毛生意时，我的两个弟弟每人都无偿支持了他两千多元，帮他还债。二十多年前的两千，真不是个小数目了。在我与普林离异之后，他们和普林之间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关系，见了面会有说有笑。后来陈民对普林还有过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某年正月，生活拮据的陈凡还带了苹果和香烟，去看望他曾经的老姐夫。

　　普林不仅对我娘家有很多的好，对我的好处也不能因为分道扬镳就一笔勾销。两个人在一起都度过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有多少个昼夜？而昼夜中的分分秒秒，都是有内容的，怎么会没有好处呢？我妈妈伺候我坐月子，中间也有回去的几天。这几天普林就给我做饭、洗衣，喂猪之后再下地劳动。在做这些杂务的时候，他还唱二人转、讲笑话，把我笑得肠子抽筋；有很多次我们两个人一起下地劳动，他扛着一捆青草，还把我的铁锹插在他的捆子里，让我空着手走……这些往事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历历在目的。但是很可惜，美好的记忆都因粗野的谩骂、无情的恶打而失色黯然。

　　我与普林之间好处与坏处的关系，就像铅笔与橡皮的关系，写了擦掉写了擦掉每每归零，直至渐渐地有了负数。痛苦与快乐给人留下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心的伤痕，痛在谁身上，谁就记得牢。

　　我曾对普林说：比方说你是个小偷，但是只要你不打我不骂我，只要我吃了你偷来的东西，你进了监狱我就会去探监，也绝对会等你出来。

　　普林哈哈一笑：你这是说便宜话，如果我真是个贼，事情就未必了。

　　俗话说“邻里一杆秤”。虽然那个年代乡下男人打老婆的现象很平常，但我们家应该算是脱颖的。所以好管闲事的村邻们见了普林就要劝他：别打平平了，她没什么过错，你不听我们的劝告，会后悔的。善良的玲玲对普林说这些话的时候，她都哭了。

　　普林回家来也会把这些话复述给我，然后就失笑：我会后悔，我后悔什么呀？

　　就在婚后的四五年吧，普林又加了个酗酒的毛病，一喝就醉。后来更多的“饥荒”就来自他的酒风了。

　　（三）我和卖炭翁的不解之缘

　　跟大哥大嫂同住一院的时间大概有五年吧，在这五年里发生了许多事，也摘三件记在这里。

　　先说说大挖排干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时日。

　　1975年秋天，河套地区下了一场大雨，导致阴山从乌不浪山口往出倾泻山洪。山水把大渠小渠都灌满之后，就顺着凹处流到了我们的乡政府、蛮会大街上。村民们都慌了，听说阴山顶子和黄河底子是一个水平线，所以一旦黄河决了口，那我们就要遭灭顶之灾了。

　　最后，山洪没来，黄河也没决口，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只是感谢老天爷。

　　当年十月份，当地盟委、行署作出疏通总排干、开挖大排干的决定。大队书记说，挖了总排干和大排干，你们村里增加一倍耕地，而且再不怕山洪来了。这么简单的一笔账，老乡们当时就算明白了。

　　政府只要是为民办事，老百姓谁不感动、谁不响应？

　　河套地区11月3日关于大挖排干的全民总动员开始后，我们乌柳圪旦除了孤寡老人，没有一家不报名的。不到一个礼拜，这支队伍就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破破烂烂的铺盖卷儿开拔了。谁都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但谁都知道这个苦是为自己受的，所以人人心甘情愿。

　　四百里水路云和月！

　　挖大排干的时期产生过一个关键词是“叠水窖子”。“叠水窖子”就是站在渗水的渠底、用西锹（直板铁锹）挖泥条。渠底渗出的水都接近零度。只说我们村吧，从挖大排干到清淤，全村最能吃苦的，就是普林和世荣，世荣父亲的中农成分据说也是险胜，差一点就沦为地主了。

　　几万农民大军挤在同一条战壕里，形成了真正的统一战线，成分问题被挤到旮旯里去了——单凭这一点，普林和世荣就愿意比别人多吃苦、多流汗，睡厕所睡驴棚都神清气爽。 普林和世荣是叠水窖子最多的人，站在冰冷的水里一挖一天，所以多次获得奖励。我记得普林拿回来崭新的白背心上印着 “积极”的红色字体。我很欣喜，因为我们黑色的脊背也被打上了红色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