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我又流产了。其实和婆婆住在一起的那两年里，我已经流产过两个孩子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的关系，我们这个村遭小产的年轻媳妇、患乳腺瘤的中年女人很多，某一年就有三个女人因为被挖掉一个乳房，而塌陷了半个胸。在那些年里，因小产抱养回来的孩子就有六七个。

　　俗话说“七活八不活”，说的就是早产的孩子七个月的可能存活，八个月的却易夭折。我过门后连着三年小产，都是在怀胎八个月左右流掉的。生下来也是个孩子了，哭得哇哇的，就是活不了几天。

　　由于羊房子的墙体很薄，而且只抹过一遍粗泥，虽然搬进来以后普林又抹了一层细泥，但仍然谈不到严密，平时从椽檩缝隙里很容易就吹进冷风来了。我妈说针大的缝儿斗大的风，一股小风就能把房顶上垂下来的那些高粱叶子吹得飒飒作响。

　　我是农历十月间在羊房子里坐的月子，竟没有落下一点点的毛病，这事让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当时也有村邻大嫂对我说：平平，你是没眼的鬼儿天照应！

　　后来我也信了，我信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健康的体格，就是为了让我把该受的罪统统都受下来，还活着。

　　三年流三个，这就是习惯性流产了，但我从未有过到医院去查、去生产，到时候都是由村里懂得接生的婶子大娘给接的。其实那时也没有几个女人能到医院去生孩子，好像那是小题大做。

　　老流产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婆婆妈妈主持着，让我在羊房子的空月子里抱养了一个娃娃，作为“拦墙墙”，就是拦住以后的孩子别丢了的意思。他就是我的大儿子永舰。

　　“拦墙墙”真的拦住了永舫和永舢，一个比一个大三岁，兄弟三个没病没灾的，都很健康地活下来了。

　　另一件事是普林到后山去放羊。都傍年腊月了，队里忽然让他到后山去放羊。现在我猜想，是一直放羊的那位贫下中农要回来过年呢，还是刻意要惩罚普林？我始终没弄明白，总之这个死了爹的地主儿子，去山里跟羊过了个大年。

　　普林走的时候，家里的煤只够烧两天了，因为他的心情不好，走时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行的话，就搬到大哥家去住。

　　永舰当时只有两个月大，怕冷。我再怎么舍不得烧，不到三天也把那点煤烧光了。但是我心里有底，旁边就是羊圈和牛圈，羊粪和牛粪不都能烧嘛？

　　差矣！

　　羊们牛们在泄私粪的时候，顺便也在撒尿，这些原材料经过践踏以后形成的混合物，都被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冻成整体的板块了，用镢头都掏它不动。

　　新粪倒是不板结，但它太水灵了，不燃。

　　按理说，烧公家的牲口粪是不允许的，那是集体财产，来年还指望着给庄稼施肥呢。但社员们对我的盗窃行为，都是睁着一只眼。

　　我在有阳光的墙旮旯里，捡些半干半冻的羊粪塞到炉子里去烧。结果是火焰小、烟雾大，屋里熏得无法呼吸，我只好大开了房门。门开之处，浓烟能从上边飘出去，寒风就能从下边钻进来。

　　永舰在炕上哇哇直哭，鼻涕眼泪都流到耳朵眼儿里去了。

　　那段时间娘家没来人，我也没捎信说普林去后山了，决定自己熬着，熬到普林回来。但是大哥坚持把我们母子俩接到他们家去过年了。大哥家四个孩子六口人，加上我们一共八个人挤在一盘炕上，而且永舰随时都会拉屎撒尿，搞得我狼狈不堪。于是十天后，我抱着孩子跑到三爹家去又住了一个礼拜。这中间谈不到自尊心的问题。

　　我把阴山都望得下沉了，普林才回来。

　　普林在后山怎么过的年，我在家里怎么过的年，这两个话题我们从未交换过。总之普林回来了，他回来就能弄到煤了。

　　还有一件，是天津知青来看我的事。这事发生在普林没去山里放羊之前，当时尚有煤烧。

　　那天普林恰好有事到亲戚家去了。房门忽然开了，走进两个与我同龄的、男女同学模样的年轻人来。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我是农村人啊，我当然会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呀。而他们一开口说话，我就泪下如雨了。那是什么心情？是老乡见老乡啊，他们说的是纯粹的天津方言啊！我自从来了河套也没听谁说过一句天津话，所以故乡对我来说，早已如掉在水里的月亮那般，捞也捞不出来了。

　　“你知道我们刚才干嘛了？我们一进村就打听有没有天津人，哈还真打听到了！我们俩倍儿高兴！”他们快乐地说着。

　　虽然他们再三强调马上要赶路，不用我做饭，有空还不如说说话呢。但我还是坚持在火炉上煮了一锅面条，作为礼数。

　　煮面条能营造温暖的气氛，屋里热气腾腾，话题也热气腾腾。我们互相不问姓名，直呼“老乡”，刚见面时的那一点点拘谨也早已消失在热气里了。

　　我木讷了一下。

　　我一直沉默着在听他们讲，听他们对自己当初唱着“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告别父母来到内蒙古边塞，吃尽了苦头的经过。老乡对老乡说话自然就褪掉了虚伪：“嗨！来时候的热情很快就没了。后来我在给天津的同学写信时说：我们跟徐志摩正好相反，人家是‘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们呢，是‘嚷嚷着我来了，正如我嚷嚷着要回去’。哈哈，现在我真想作别西天的云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