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三个和长工们先吃“精米活谷”（婆婆语）的粥，因为要下地干活儿。女人孩子们则靠后，在锅里撒了三糙糠才能吃。婆婆说，我们又不受苦，吃那么好做甚？
解放后，工作组一个领导对公公老哥儿仨说，按照你们家的经济状况，要么一个地主两个贫农，要么三个都是中农。
背后就有人对两个弟弟说：你们家在外边是老大说了算，在家里是老大的老婆主事。所以应该把他俩划成地主，你们弟兄俩当贫农。两个弟弟也没把这事太认真，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工作组的负责人，复述了如上的话。
两个贫农弟弟没想到，地主剥削贫农是要付出代价的，1952年，普林的父亲被判六年，到当时的狼山农场去服刑改造。
六年，婆婆默默无语地拉扯着六个孩子，只有每年的五月份婆婆才被允许到农场去探望丈夫一趟，可这一趟她就要步行八十公里。婆婆的腿有残疾，她需要跛着走。
婆婆的一生都是跛着走过来的。
一年一度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五月了。婆婆不是个喜欢谈论心情的女人，儿女们发现母亲对父亲的思念，只在她准备去探监的头天晚上，那个晚上她坐在窗前对着吹灭了的灯盏，彻夜不眠。
1967年春，公公提了根绳子把自己挂到村外的一棵老柳树上了，他的自杀给妻子儿女留下了更大的污点。婆婆当时才四十五岁，平心而论她的婚姻是由漫长的苦熬到漫长的苦守。在她看来，丈夫无论如何也不该把八个孩子都给她撇下，而自寻了消停。
之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婆婆曾形容说，日子比树叶儿都长。当时我还纳闷呢，树叶它有多长呀？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日子比数眼儿都长，数学说数字是无穷尽的。
在漫长的苦守中，儿女们无言地给了母亲一个心理暗示：她没有再嫁的可能，她这把骨头必须要耗到最后，与死于非命的丈夫合葬！这只是一个暗示，并没有放在桌面上去核实与敲定，但她明白这是自己唯一的归宿。所以，她要想在寂寞和孤独中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削减苦闷，那就是朝着子女们发火。而至于怎样发火、发多大火，她自己决定。
就在这种权力的延续中，我一步走近了她。
出嫁。1969年农历正月二十六，那天的太阳很温煦。到了羊出坡的时候，婆家来了一辆骡子车娶我，按“娶三送四”的规矩，还来了三位骑着自行车的娶亲。几声炮响之后，我穿得像个大红气球也似，坐在了骡子车里的大红喜被上。
那时候，新娘离开娘家门的时候都会落泪，与娘作别与自己的少女时代作别，难免会生出一点伤感，即使不伤感，也要滴出些眼泪来，以掩盖窃喜和羞涩。但此时我在人们吵吵嚷嚷的围观中，只觉得一阵一阵地头晕，好像自己飘到人群之外去了，飘到了一个与我无关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低下头来抓紧了车辕，盯紧了骡子车的轱辘。
车轱辘转起来了，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看就要转出娘家大门口了，邻居丁嫂忙跑过来朝我小声喊：哭呀，平平你快点哭呀！
别看我平时眼泪就像自来水说流就流，但被人催促时却哭不出来了。在街坊四邻的窃窃私语中，我抬起头来望着丁嫂，四目相视，两种愕然。
驾车骡子“得得”的蹄声，踏碎了村外的大路，于是黄土在车轱辘下轰然飞扬起来。正月天，路边没有花也没有草， 只有沿着路的那条小渠，渠的阴面留着的、一冬天西北风都吹不化的冰。
大红喜被好红啊，在太阳光下红得刺眼。我闭上了眼睛，眼前却出现了堆在凉房角落里的两大摞初中课本、课本里的《卖炭翁》，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迎春花》《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当然也包括《苦斗》和《春风回梦记》。它们统统被装在了一只纸箱子里了。而凉房的后墙已经被盐碱湿蚀到一尺多高，土坷垃都露出来了。唉，我前些天整理它们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挪开一点、架高一点呢？
开春一下雨，土墙湿漉漉它们也会湿漉漉，之后就该发霉了，唉，我那些可怜的书唉！
骡子车颠簸得很厉害，这一段土路坑坑洼洼的特别难走。我在颠簸中又想到，此次西出阳关就要和普林生活在一起了，我也要像妈妈那样喂猪做饭下地干活了。可我还没想好呢，还没想好离开妈妈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妈妈。妈妈去哪儿了？我这是出嫁啊，一辈子的大事她怎么能不送送我？想起昨晚她默默地对着油灯发呆的背影，我这才恍然大悟：她一定躲到哪个角落里哭去了！
我突然大声抽泣起来，不低头也不掩面，端端地坐在喜被上，任西风吹破千行泪！
娶亲和送亲一行七个人正谈笑风生，说娶亲的天气就是新娘子心里的天气，今天这么晴朗，新娘子一定通情达理；还说骡子车进村后，乡亲们都会出来看热闹……他们见我突然这样，都莫名其妙。
当时的天空的确特别明朗，但我的心里却蒙上了一片阴云，使我在此后的一生中，每每想起出嫁的情景，都像做梦。
进村了。一阵鞭炮炸响，我被迎到了婆家小院的西房。东屋是婆婆、普林的三弟四弟和妹妹住着的。
新做的三节子躺柜油漆得通红、新抹的墙壁粉刷得雪白。而后，两支特大号的红蜡烛屹立在柜子上，它们是花烛洞房的最大佐证。我望着炕席上的红被子，我望着红被子上的我：双腿盘圆正襟危坐，新媳妇儿当得相当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