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明

　　是的我二弟做老师一定是不称职的，但他做儿子却做得十分够格。我曾说过，君子未必才子，才子未必孝子。而我的两个弟弟，他们在父母膝下都是孝子。

　　我妈妈先走了十年，她生病的全程基本都是在爸爸的耐心服侍之下——这对老夫妻将情感天平的砝码做了最后一次的校正；但爸爸却是躺在陈民的炕头上，对着床前的三代人阖目永诀。呜呼！草木之人，谈何功过？

　　然而这里却需要一个悖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第五章

我和恩师、寒窗

　　（一）彼时的因果没有关系

　　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起母亲说“平平你要是会写书……”妈妈是因为在乞讨的漫漫长路上蓄积了太多想说的话，当时没有办法说出来。自己嘴边上的话要寄托到多少年以后女儿的书写上，她让我感到了荒谬与可悲。

　　母亲觉得我有可能写书，也许另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从我五岁那年开始的。当时，我凡是不在干妈那儿住的时候，凡是不想在家里待的时候，都会跑到书摊儿上去看书。我在入学前后的那几年，特别沉湎于书，似乎冥悟到以后就没条件看书了还是怎么的？刮那么大的风，我蹲在地上两只手按住了四个角也要看，看得殚精竭虑。

　　我并不识字只是看图，所谓的看书也只是看“小人书”。而今已经听不到对书有“小人”这般不恭的称谓了。当时我家住在天津市红桥丁字沽新村，清楚地记得住宅区的街面都铺着“人”字形的红砖。在出门不远的一棵老柳树下，有个老头儿摆着个地摊儿出租破旧的小人书，一分钱可以看到两本薄的，或者一本厚的。

　　除了礼拜天，妈妈天天都会给我五分钱的早点费，三分钱一根油条，二分钱一碗面茶。但大多数我都会只吃一样，省下一半钱去看小人书。到了周日，妈妈还会给我加上二分钱的零花钱，如果耐心一点揪着她的衣襟再磨会儿呢，没准儿她还会多给我一分。但她一旦把钱给在我手里，就会生气：今天要那么多，明天不给了！

　　我拿了钱飞跑，才不理会她的吓唬呢。

　　由于看不懂，我只找有古装女子的书才看，这也许与小时候跟着干爹去看了很多的古装戏有关。我一去就对老头儿喊：爷爷，给我找个小丫鬟的。而那老头一看见我来就会帮着找：小丫鬟的……哟，这儿有一本。

　　彼时没有“美女”之称，我一个一个地寻找着小人书里的美女，之后这些美女就跟着我回家了，再之后我就找块纸一笔一笔地描画她们，想象着她们的发髻钗簪和裙裾飘带，是环佩有声、琳琅有色的那种。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认为只有女子才是玉。此外，无论是横刀勒马的战将，还是文墨书香的公子，他们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在描绘侠女或闺秀，却从未关注过骁将和书生。

　　记得我三十多岁的那几年特别忙，种地喂猪拉扯孩子做针线忙得头晕脑涨，但是到了年根儿腊月，也一定要挤出时间来画点儿什么。我的画是“庶出”，只会用铅笔描，需要重笔时就用铅笔蘸上水。我曾多次画过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玉环。但我绝画不出她们的压世美丽，而且我也断不认为她们会把这个世界整成一片死寂。

　　入学以后我更多地跑到那个书摊儿上去看小人书，在天天都能学到几个生字的情况下，判断自己此前的“看图说话”，究竟有多少相左。

　　我读小人书一直读到了小学三年级。搬到包头以后，因为附近没有干巴老头也没有小人书摊儿了，我就丢掉了这个习惯，去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大厚书。

　　经常画美女，是我从小人书里得到的启发。而二十多年以后，我为自己这个农村妇女能亲手给病重的父母画棺， 而后也为邻居义务画棺， 在最窘迫的时候还给乡里的商店涂抹过几幅商品广告画并赚得了十五块钱，而深感庆幸。

　　我在天津只读到三年级，在包头读了四年级和五年级， 搬家到河套地区后读了小学的最后一年，考进了县中学，也就是临河二中。

　　都说漫长的人生路途，决定命运的只有关键的那么一两步，确是如此。比如我脑袋里的那点初中文化，就是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张志英老师给我强加进去的。也许就是缘于这点文化，使我日后有能力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所以，十三年前去世的张志英先生，如果避开他的手留在黑板上的唯心感觉，单以唯物论，张志英是埋在我文学命运中的第一块石碑！

　　我的写作没有这三年初中文化是做不到的，而我的三年初中文化没有张志英是得不到的。至今我的大脑里只要一闪过“张志英”这三个字，就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虽然我并未有过这种经历，但我相信那是一样的疼痛。

　　我考取临河二中后的那个暑假，父母天天都在为我的学费发愁，我却一个人在小南房里歌舞升平。我把弟弟的白背心绑在手腕上甩水袖，在地上转着圈儿唱《打金枝》：儿本是父王的金枝玉叶女，岂是那御驸马他打的气……

　　当时红星二团的山西梆子风靡河套平原，而扮“金枝女”的徐改改是我心中的顶级崇拜对象（那时没有偶像与粉丝之说），我从唱腔到举止都在模仿她，模仿得差不多了，我便打定了主意：待红星二团下次来演出时，我就跑去找他们团长，我对团长说：你就收下我吧，让我演小丫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