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说两种方言，不比较也做不到，于是我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秘笈”。后来我很想浅探一下这个深度的，但也许因为早听到有专家在研究吧，更可能是因为我付不起那份艰辛，所以直到现在什么都没做。

　　我更记得，当时河套地区的虱子很多，无论你是干净的人还是邋遢的人，身上都不缺这个东西，所以掐虱子是每天的必修课。捉头上的虱子必须有耐心，要用指甲把头发一缕一缕地劈开寻找，因为它们不一定都趴在头皮上，有时候也裹在头发里。

　　当地有句俗话说：走胡地、随胡礼，我们全家人也都马上就拥有了这个尤物。

　　我结婚十年后就有了三个儿子。养活儿子的必尽义务之一就是掐死虱子。我天天晚上都坐在煤油灯下，挨个儿给他们把里里外外衣服上的虱子虮子都掐死才放心去睡。夏天衣服穿得少，比较省事，到冬天就是大工程了。因为棉衣的里子都是用补丁连补丁的旧衣服凑合上去的，而虱子基本上都藏在衣缝里，衣缝掰扯的次数多了，就会破，破了就得再打补丁，补丁越多衣缝越多，虱子的藏身之地也更多。每天晚上埋头苦干捉虱子，一捉就两三个钟头，待到睡觉时脖子疼得都直不起来了。

　　人类所有的发明都是伟大的，包括用碗沿儿碾虱子。这要先把衣服平铺在炕边或者饭桌上，然后用碗沿儿顺着衣缝儿噼里啪啦地碾，这种半机械化的操作又有效又省时。但即使如此残酷地杀戮，虱子仍然有增无减，真不知放任了以后，它们会不会把人给活吃了。

　　虱子也有劫数，之后，这些赶不尽杀不绝的生灵竟在一两年之内就全部不见了，而今农村连一个都没有，绝种了！

　　待这个物种在河套平原上灭绝之后，我才了解到：虱子的繁殖周期是六到七天，一个体虱一生可产二百七十到三百粒卵，一个头虱一生可产八十到一百一十粒卵。怪不得越杀越多！

　　话题从虱子那里扯回。当时父母因不擅农活儿受的那些窝囊气，我曾在短篇小说《白唇》里支离着写了一些破碎的情节。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因为锄掉了谷苗而留下青草，被村干部杜蛇瞪着眼睛大声责骂，他骂出口的话是无法写在这里的。当时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善良美丽的妈妈忍气吞声的样子，我的心一撕、一撕地痛。

　　我突然一把推开了妈妈，哭着跑到杜蛇面前和他理论：骂我妈妈的祖宗，你是个文盲！

　　妈妈苍白了脸色把我拉过一边：小姑奶奶，我们现在是活在人家手里的。你这样闹，以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三）日子真的不好过了

　　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次年春上家里没吃的了，她去找队里借粮食，杜蛇曰：哈哈没有。

　　杜蛇对我也记恨在心。那年暑假结束时，我去找他写个评语，说明我在生产队里的表现。当他把一个粘死的信封递在我手里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嘴角撇出了一抹奇怪的微笑。于是回家后我对妈妈说，这封信得撕开看看。但我和妈妈都不敢下手，于是我们去找会计刘叔。

　　刘叔说不可能吧？杜蛇跟一个学生娃娃置的个甚气？再说平平在暑假也参加夏收了呀。但我仍然坚持说里边一定写着坏话，如果让老师看到我就完了。妈妈也央求刘叔撕开看看吧，没事再粘上得了。

　　“杜蛇真是个害疥隔泡！咋能把娃娃说成是好吃懒做对抗领导……”刘叔一看就火了，他两把撕碎了信纸，重新写了一份，而后盖上了公章。

　　到了春困时月，妈妈还是要对着掏空的米缸发呆。于是她自己做主，把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一枚金戒指、一颗深绿色翡翠珠，还有我一出生就在胸前佩着的那块刻有“长命百岁”的白玉（真不知道留在现在价值多少），以及爸爸从厂子里分到的一大摞双层铁皮的搪瓷盆，都拿去卖了，所得人民币统统换成米面，才把春荒安全度过。

　　但是年年都有一个青黄不接的“干春气”，当米面瓮再次告罄时，没有家产作变数了。而那时人们的腹容量都大得惊人，用当地人的话讲，那是一吃一道“豁廊”（巷子）的。而夏苗还在地里长着呢，一顿不吃也不行啊。

　　妈妈说：我去要饭吧。我们都当妈妈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她把头发拢到脑后，用大黑卡子一别，真提着面口袋走了。

　　爸爸有一门理发的手艺，原来在厂子里也经常给人义务理发。而当时村里的人们都是用剃刀剃头、不时兴推头的，老少爷们把下半个脑袋剃光光，上半个脑袋的头发便很突然地垂下来了，看上去就像流苏。

　　艺不压身。爸爸劳动收工后，举着推子挨门挨户地推开门：麻烦问下，你们家有谁推头吗？推一个头，也会得到半碗白面。

　　妈妈讨饭的事，我是周六回家后才知道的。每个周六我都要步行十五里路回家，这还是抄荒路呢。回家的目的，不只是想念家人，更重要的是背回一个星期的干粮。白面烙饼是“望明之客”，我的干粮基本都是米饭锅巴或妈妈自制的炒米。妈妈还自制了炒面，供我到学校去泡炒米吃。

　　时光是无情的，日子再难过也拦不住它的脚步。转眼来到内蒙古已整整两年了，我升入了初中二年级。我说过我的三年初中文化是张志英老师给我的，这事要放到后边去说，总之我现在住校读书。

　　那是1964年的某个春日，我从学校步行回家。走到村口时，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山去，只留着一个殷红的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