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倒霉”和“倒楣”可以轮番使用

　　当初我们全家离开天津的原因，是包头市要建立一个搪瓷厂，向华北工业局要人，华北局就责成天津搪瓷厂派八名老师傅去包头支援建设，我爸爸是其中之一。而两年后我们又搬家到河套地区，是因为赶上国家有“支边”的号召，工人们呼啦啦地往能吃饱的地方跑，工厂便呼啦啦地逐个倒闭。一个包头市仅我们听说，就有好几个厂子因为这种情况下马了。

　　列车向西一路呼啸。在同一节车厢里，我们就遇到了七八个同去支边的人，有被服厂的，也有制鞋厂的，大家都相信河套平原的猪肉白面随便吃。

　　我却坐在车窗前沉默，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因失去友情而沉默了。我的脑海里闪过了跟蔺小珠拉手道别的场面，她的泪花本来是噙在眼里的，却忽然就连成一片飘到了脸上。但我此时却没想到，我和可爱又可怜的蔺小珠，从此就天各一方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直如流水，从童年时代就会轻易发生断流。

　　我们全家在临河站下了火车，坐上胶轮马车在风卷尘飞的土路上，一直向北。白马红缨。

　　爸爸是带着“吃白面”的热情跑来的，所以他的眼里充满了希望，外祖父和妈妈却是一副前程未卜的样子，神情都很迷茫。我们姐弟三个呢，我们只为这眼前大片的蓝天，大朵的白云、大块的黄褐色土壤形成的无限空间而快乐地喊叫。深红浅绿的河套平原比起拥挤喧闹的大城市，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博大而又浩远了！

　　但我们的装扮却不太被乡下人认可，风尘仆仆地走过了几个公社，也没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肯点头接纳。最后来到离阴山不远的一个名为河曲圪旦的地方，这个生产队年年倒分红，“倒分红”就是社员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就越多。河曲圪旦的队长说：留下吧，反正多一个少一个没甚区别。我们才有了落脚之处。

　　收留是慷慨的，受歧视也是必然的。我的父母当时并没想到，他们的“支边”不仅支出了他们的一辈子，也支出了我们的一辈子，甚至像愚公那样支出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名义上是“支边”，但真正的庄禾人一看我们皮鞋凉帽绿衣蓝衫、那么把自己当回事的样子，就来气。是啊，谁愿意养活吃闲饭的主儿啊。

　　我们的热情熄灭了。妈妈便责备爸爸：看我们多被人家看不起，谁理会你这个“支边”的呀？住着又矮又破的土房子，一下大雨还不被淋塌了压死人？得，孩子们也别嫌汽油味了，这里除了牛车马车，连汽车轱辘也看不到了。

　　爸爸的蓝制服工衣、妈妈的卷发和皮鞋、两个弟弟的黄格子背带裤，这些就够刺眼的了，我竟还穿着一件白底小紫花儿的齐膝短裙。当时这里的女人们连脚趾都不敢露出来，别说大腿了。于是就有小孩子用细柳棍挑起我的裙边，好奇地探索：里边……噢还有裤衩哩？

　　我哭了：妈，我再也不穿裙子了，热死也不穿了！

　　穿什么戴什么乃身外之物，从土地里刨出粮食来填饱肚子才是命里的事。而爸爸和妈妈从未干过农活儿，所以经常受到冷遇。认真想想人家也不过分，一个天天吃粮食的人竟五谷不分，这算什么！

　　就在这些数不尽的烦恼之中，我却喜欢上了当地的方言。河套地区的方言特别有趣，即使目不识丁的白发老人，也会随口说出诸如“望梅止渴”这样的成语，虽然咬字不准确，听起来是“望明之客”，但绝无用意上的失误；他们还能原创出很多类似“展悠活水”这样的准成语，展悠活水是形容某人外形的，与玉树临风基本同义。更多的准成语如“瞅眉剜眼”（不拿好眼看人） 、“土眉混眼”（脏兮兮的样子）、“死眉惺眼”（蔫头耷脑的样子）、“佯眉瞪眼”（漫不经心的样子）。还有很多“拆了东墙补西墙——窟窿还在”“耗子挨着斑仓睡—— 一样样的灰脊背” 这样的歇后语。当地人形容颜色的用语更为有趣，喜欢这个颜色时，即说成是“白泠泠”“黄泠泠”，不喜欢了则说成是“白哇哇”“黄哇哇”，无须表情与口气，你就了解到他对这个色彩的感情色彩了。

　　男人普遍自称爷爷，开口骂儿子时先骂祖宗；女人喜欢自称娘娘（奶奶），骂人的语句更是万紫千红。

　　学校里的方言更是可爱得令人心软。在城市里居住时，我很少能接触到泥土，所以，下放到这里来，坐在潮湿的泥凳上，趴在冰冷的泥桌上读书写字，便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儿。天天都处在泥土中，听着满口泥土味道的、刚刚还在泥土中锄耪的、袖口裤脚还挂着泥土的、仓促应战的老师讲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把黑板读成“褐板”，会把麦子读成“灭子”，还会把“壮士一去不复返”读成“撞死一去八复返”。

　　其实河套地区的方言还是比较有规律的。他们把所有的扬声都读成平声，比如“来、黄、瓶、梅”；他们把所有的平声都读成三声，如“锅、风、需、呼”，但是卷舌音如“吃、识、撤、直、日”一律做准去声处理，咬字很轻，点到为止，好像字在牙间，一露头便被风吹走了似的；而“纸”的发音则不卷舌，却读为“紫”；与“梅”同音的字发音兵分两路，如“眉”的发音是“迷”，而其他字如“煤、霉”的咬字则完全正确……河套地区的语言体系里不存在“前鼻音”，这个音一律归并到后鼻音里去了，如“门”“因”和“今”，通读为“蒙”“应”和“京”。当然，个别冷僻字的读音例外。

　　我有大约三年的时间在同时使用着两种语言对话——身边有家人也有村人时，我左顾而言天津话，右顾则语河套话。所以外祖父说，咱家的语言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