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很痛快就答应了，但外祖母却严词拒绝：我说话算数，一个人躺在这儿咽了气也不指望你这个死丫头！

　　我们搬到包头的第二年，外祖母果然一个人悄悄地逝去了。邻居来串门儿，发现她的两腿垂在床沿儿下，身体早已僵硬。

　　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掉泪。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整整一天，把下唇都咬出血了，她无法原谅自己。

　　父母双亲应该没有薄厚之分，但母亲却偏疼外祖父。她说，通情达理的男人遇到冷酷无情的女人，即使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也会被妻子批驳得哑口无言。她说，外祖父一直都尽可能减少在家的时间，一天到晚就在店里做事、没事找事。

　　外祖父那副“诗书先生”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刻得很深。母亲为他做衣服永远都使用藏青布料，而藏青衣服一穿到他身上就蕴含了书卷气。但外祖父留给我最清晰的印象，却是坐在小炕桌前制作日历，他的小楷书写在日历上，极漂亮也极工整。在他离开我们家之前，墙上挂着的月份牌子，年年都是外祖父做的。这个物什在当时的乡下很奇缺。

　　外祖父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在保定城里最大的商号“郑和恭”做大掌柜。七年之后，他辞职走出去，自己开了一个绸缎庄和一间帆布店，同时在乡下雇人种着二十多亩地。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解放。

　　外祖父说1937年9月日军攻打保定，他们举家走上了仓皇逃亡之路。他背着吃用的东西，外祖母抱着五个月大的小女儿，妈妈和舅舅则拼命地跟在后边奔跑，一家人随着乱哄哄的人群，还没到车站附近，就先看见铁道两旁躺着很多死人，而战争年代的人们看见死人是不会害怕的。

　　当外祖母坐在路边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在慌乱中，自己竟把孩子头朝下抱在怀里，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外祖父说这样的事在逃亡的人群中很多，另一家人在奔波中不堪重负，决定放弃部分家财，却误把两个月的孩子当包裹扔进了井里。

　　我母亲也很危险。她夹在人群里被挤散，随大流跑到了山西，差点被一个远亲卖到小山沟、给一个四十多岁磨剪子戗菜刀的男人做了老婆……

　　（二）记忆中的父亲

　　我四岁时，母亲再嫁了。

　　此时我们已经搬出了黄家花园，借住着槐树胡同一个远亲的小屋子。在这间小屋子里，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场景，就是被叮叮当当的响声惊醒之后，我看到母亲挥着小榔头正在往皮带上砸扣眼。

　　在她的身边，黄棕色的皮带堆积如蛇盘小山。彼时我太小了，不明白她砸这些东西做什么，更不知道砸一晚上能赚多少钱。我只看见她在砸，不停地砸。

　　某个晚上我又被惊醒。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母亲的头发很乱，乱得我都看不清她的脸。她此时正在疯狂地挥着榔头，因为频率太快了，我都看不清她是不是都砸在了皮带上。我惊惶地哭了，我哭了好几声她才听到，停下手来呆呆地望着我。

　　母亲从小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在外祖父的主张下，她还读了一年半的私塾。这样，乡间女子的端庄美丽再添上一点翰墨书香，在当时附近的十里二十里就是个唯一了。所以，前来求亲的都是保定城里有点儿出息的年轻人。

　　父亲当时在国民党的一个机构工作，也算是有点儿出息吧，所以母亲花落他家。

　　落到他家的最终结果是落魄，母亲以后便吃一堑长一智。当她意识到独自不能把我带大而必须再婚的时候，决定在普通的工人堆里选一个人做丈夫。

　　母亲二度出嫁是在1954年的冬天。迎亲的是一辆深蓝色的小轿车，两边的车窗都严实地挂着淡绿色的绸帘。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是跟我一起坐在后排的，车开动时，我把脸按在后窗的玻璃上，看着胡同里的孩子们一边跟着跑，一边晃着胳膊喊：“平平！平平！”一直到把我喊远。

　　我心里发空，我又想哭。

　　在母亲结婚前半个月的一个大风天里，我跟着奶奶到监狱里去探视父亲。后来我才明白，母亲这样做，是为了在我的人生路上刻一个记号，用来分割我的以前和以后。

　　在去监狱的路上，奶奶不停地用她那冰凉的手，把围巾往我的脖子上裹紧着、又裹紧着，同时也在不停地叮嘱：平平，可别说你就要有新爸爸了，记住了千万别说……

　　知道！

　　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墙、墙上的铁丝网、网上的小铃铛，清脆地回答奶奶。我小时候很聪明，而以后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节节犯愚。

　　我相信老天爷要给一个小孩子的头上降临一个大灾难时，定会赋予他一款极为坚韧的记忆力。因为孩子在面对这个灾难的当时，他只会发懵，但是只要给他留下了这个记忆，疼痛就会随着年龄日渐加深，最后深埋心底成为终身病灶。那时，四岁的我跟着六十四岁的奶奶，走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大屋子里人很多，因为男人们多数都在抽烟，所以光线很淡气氛很浓。

　　大屋子的地上横七竖八着一些边缘破损的黑褐色长凳，奶奶便拉过一个凳子，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身边，之后拉紧了我的手说：“等着。”

　　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太也坐在了我们旁边。我在四处张望时，听到她问奶奶：这是你的孙女儿？奶奶说是。又问：她记得她爸爸吗？奶奶回答：不记得了，当时她才一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