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人说，妊娠期间梦到花就生女儿，梦到瓜就生儿子。而母亲在生我的前夜确实梦到了一大片花，但母亲说她梦到的是棉花，是老秋天掰不开的生棉花骨朵。还有，当天恰好是1950年农历二月二，我这个初生的虎恰好撞上了抬头的龙。母亲的眼睛当时便遮了霾，她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孩子自己克自己，指定命不好。
我在印证着母亲的话，从一落地就开始哭，哭到半夜也不休止。一只变态的老鼠也在印证母亲的话，它把我的鼻梁咬得两边淌血，我于是更拼命地大哭，把整个晚上都哭得十分恐怖。母亲便又说，没听说过耗子还吃人的鼻子，这孩子指定妨主。生下这样的孩子，父母也好不了。
我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黄家花园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里住着八户人家。黄家花园原是安徽远洋船王黄佰惠（人称黄百万）的私人花园，始建于1923年，竣工于1928年。因为这是黄佰惠的私宅，所以后来称为黄家花园了。
人之初不一定都性本善，母亲在怀孕期间的妊娠恶阻又返回来了，她厌恶地看着这个天天都哭个没完的亲生骨肉说：倒霉孩子你就好好哭吧，把我们都哭倒霉你就满意了！
母亲平生并不都一言九鼎，但她在我这里却驷马难追，我一生都很倒霉。
我出生于1950年春，我父亲在1951年锒铛入狱，被判了“无期”。我自从懂得了什么是不光彩，就开始为我的生身父亲感到耻辱，这个耻辱一直压着我到将近二十岁，虽然我无从知道父亲对国家对人民做下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
我之所以无从知道，是因为刚开始时母亲因我年龄太小没讲；后来是怕影响我和继父的关系不讲；再后来是我活得太疲惫了没问；再再后来，我想问了但母亲已患了脑溢血后遗症，讲不成了。但我毕竟读过九年书，这点文化便帮我掰开了思维里的生棉花骨朵。
再隐晦的谜团琢磨久了也会层层解扣，于是我明白，自己对这事的理解完全可以豁达一点，不需要讳莫如深地去寻找什么方法论。人世间的所有事物在时间的日曝风蚀中，都不过彼此彼此、而已而已。
童言无忌便也童心无讳。我当时还不到两岁却清楚地记得，爸爸入狱后，我依然天天都骑个小板凳，“笃笃”地到大院外的胡同口去等他下班回来。母亲想阻止我的行为，但她一拦挡我就哭，我一哭母亲就恼火，于是后来她就让奶奶去拦着我。
其实，此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胡同口来了。人走得远了，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不只记得骑着小凳子到胡同口去等，我还有更靠前的记忆。那点记忆发生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当时天还没亮，屋里关着灯，看什么都是暗灰色，后来我才明白记忆本身是没有色彩的。这时我醒了，我趴在枕头上看到了一个穿着暗灰色长衫的背影，他站在柜子前不知在做什么，然后提着一样东西开门走了。
我巴巴地望着那个背影，很想让他知道我醒了我在后边看着他呢，但因为不会说话，就没做到。
我在四岁时有了继父，而在十二岁那年，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那个背影，就跟母亲说了。母亲说我当时还不满一岁，那段时间父亲确实是穿着灰色长衫去上班的。他背对着柜子，是在用毛巾包紧饭盒，饭盒里有母亲给他做好的午饭。
母亲当时睁大了她那双特别美丽的眼睛（母亲的眼睛只美丽了六十三年），惊讶地望着我。我相信她不仅奇怪我能留下那么早的记忆，同时也触痛了她思念父亲的疖疤。
母亲一生都没有对我谈起过她和父亲之间的感情，连一个字都没有。而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妨主孩子、倒霉孩子”的话，从1962年我们全家六口（母亲为我生了两个弟弟，外祖父也跟着我们住）下放到内蒙古河套农村以后，也不再说了。但她仍然讨嫌我爱哭，她说：我一辈子的眼泪都让你给流完了。
母亲不爱流泪。
母亲给我讲过她的一点经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跟外祖母之间的隔阂。起因在外祖母，她总是无端地指责刚过门的儿媳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母亲说她是看着舅母太可怜，才充当起《小姑贤》的角色。后来外祖母发现了母亲处处向着嫂子跟自己作对，便开始讨厌母亲了。隔阂最终扩大成决裂。外祖母在母亲出嫁的时候绝情地说：“这回你走了，就别再见面了。”“什么时候不见？”“一辈子不见！”
舅父婚后第二年因肺痨去世，去世前他把胸腔里的最后一口血痰喷在了舅母脸上。我妈更觉得对不起舅母了，从此一直在生活上尽力地资助她，又把舅父的遗腹女琼丽带到天津住进了我们家，成年后又帮她谋到了一份国营地毯厂的工作。琼丽在我们家一直住到了出嫁，由于她跟我母亲很相似、兼得着出色的聪明与漂亮，婚姻自然很成功。她嫁给了本区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
但我母亲的真诚付出并没有解开舅母心头的郁结，她一生寡居，始终教诲女儿仇视老李家。后来，琼丽在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称我母亲为姑母，却直呼她的祖父为“富农分子李国勋……”
舅母竟把这封信寄给我母亲看。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在读这封信时，苍白着面孔一个劲儿发笑。母亲生气是因为琼丽的年龄，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1960年，继父因工作的调动，携全家从天津搬到了内蒙古包头市。走前，母亲曾回到保定老家，想把年老的父母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