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生命。我的三儿子永舢在某夜与某的车轮形成了一个黑的交点，但他的血却是红色的。由于我和他之间并没半句的告别，所以我写给他的所有文字都是无色的，这使我的生活从此变得一片苍白。

　　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经受再大的打击我也必须活着，那就天天都要去为生计奔波；如果说我在奔波中必须找到一点安慰，那就提起笔来在纸上宣泄——我不承认这是“苟且偷生”。

　　二十五岁的三儿子永舢辞世那天，我的《尘飞雨落》正好落定了初稿，于是我恍惚自语：永舢的灵魂就是这本小说的书签。

　　三十年了，我写啊写，写着我的酸甜苦辣，写完一天就翻过去一天。而后写作的初衷也不那么单纯了，这使我明白了一件事：写作不只是宣泄，它也是事业。但付出却很奢侈：我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与收获不成正比，因为我写不出重量之作。

　　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撞玻璃的麻雀》，在那篇文章里，我描写了因不满婚姻而四处流浪的老同学卢冬云。我是以羡慕的口气写的，我羡慕他以流浪为手段达到了旅游的目的。因为当时我是流浪不成也旅游不起的，于是我便由此联想到甘肃干旱地区的麻雀，它如果看到窗里有一杯水，就会头撞玻璃一直到脑浆迸裂死而后已。

　　我只能坐在这个0.99平米的小铁车里闭门造车。

　　多少年来我都在生命的杠杆中间直立着，写作是天平的左边，生计是天平的右边。砍掉任何一边，我早就倒下了。生计这一头好糊弄，只要有苦有汗就能活着；而文字那头我却呕进了太多的心血。而今这点心血开始回馈我了：我的作品获得的奖项有市级的省级的也有国家级的，我也因此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从吆喝卖菜到经营0.99平米的小推车卖杂货，再到开一间小小话吧，这中间我供着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其财政计划可想而知，但我愿意节衣缩食省出一些铜板，去买书号出版自己的书，心里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值。

　　继两千年的《尘飞雨落》到两千零六年的《第二次还是你》和《陈慧明短文集》之后，我又出版了《人非草木》，这本书写了我的真实经历。作为一个码字的人，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是一出笔就会伤及他人。于是我想，等咬不动白菜帮子的时候再写吧，彼时大家都发不动怒、较不动劲了。

　　但是，连白菜帮子都咬不动了，我还啃得动文字吗？还写什么写——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

　　写耶、不写耶？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我还是写了。我的这个写，无论连累到哪一位，都请你理解我原谅我别计较我谢谢。

　　文学创作应该跟做其他事情一样，也会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再说自传是非虚构文学，我必须首先付出真诚，所以《人非草木》出版后在读者中的反响，比之前我写的那三本书都强。内蒙古《北方新报》首先以半个版面、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本书的面世，以及我的艰辛写作。

　　之后，内蒙古文学界的名人李廷舫老师建议我把《人非草木》给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寄去一本。我很犹豫，陈老师是个大作家，他的阅读视角……但我还是把书寄走了。没想到两个月后，陈建功老师给我回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诚恳地鼓励了我的写作！

　　李廷舫、李子恩、李悦、李明升、李勃达……都于我的写作有恩。

　　陈建功在《羊城晚报》答记者问时，谈到了我的《人非草木》，他的支持引起了几家国内知名报刊的注意。《羊城晚报》和《杭州日报》先后采写、刊登了关于我三十年文学创作的经历……

　　我很欣赏“执迷不悟”这个成语，我会一直沿着这条路执迷地走、走着我的不悟。因为我知道，在我埋头书写的时候，天空更高，大地更深。

第一章

我和母亲、父亲

　　（一） 我的生日在潘朵拉的盒子里

　　人在经历生命时，就像拿起一只空瓢迎着潮水的波头向前走。哗哗地，身边三千已去，手中一瓢尚留，这一瓢水，就是当下。当下的这一瓢水在被截的时候形成了一个结，这个结就是记忆。现如今人们都讲究要活在当下，但那些远远流来的和远远流去的呢，也都是自己的过往啊，那些过往也曾经都打过结，而且很多结在很多时候会形成对应。

　　是的，会形成对应，这有点像条件反射，被隔在两个时空里的两个结突然就有了关联。比如我在敦煌看到了蘑菇状的雅丹地貌，就联想到我们村的麦垛；看到守葡萄园的土房子，就联想到我在村里住过的羊房子；看到鸣沙山下青色的大沙堆，就联想到我们村饲养院里的牛粪堆，看到阳关留在暮色中的土墩，就联想到我们村家家都有的、晚饭一过就沉寂了的灶台。

　　当然也有些联想难以形成对应的结。比如我曾坐在大红喜被上、被一辆骡子车拉进的一个婚姻，后来却只剩下半壁江山；比如我曾穿着粉红色的的确良褂子跑到城里去投稿，后来却坐在电脑前点鼠标发邮件；比如我曾蓬头垢面在菜市场提着秤吆喝着卖萝卜大葱，后来却成了一个坐家的作家；再比如我蜷缩在0.99平方米的小铁车里写小稿，后来我的稿子竟登上了《羊城晚报》《杭州日报》《人民文学》……

　　经历，真的就像拿在手里、迎着波头的一只空瓢。我的第一瓢水，它在哪里？

　　在母亲的梦里，当时有花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