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农村的年轻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公粮”，更不知道“交公粮”是怎么回事儿了。这就需要多少费点儿笔墨作一个简单的交代。

所谓“公粮”，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生产队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这里说的征与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征，是农民向国家无偿地用粮食抵交农业税的一种方式，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购，是政府下达的有偿粮食统购任务。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粮食征购任务是一项衡量农村工作的硬任务。

我交过公粮，而且清晰地记着第一次交公粮的场面。1964年夏，我从巴盟师范学校放暑假回来，老队长安排我在打麦场上干些杂活儿。一天，公社、大队的领导来到场上找到老队长，要我们生产队带个头，先打两场麦子交了公粮，在全公社掀起夏粮入库的高潮。老队长是那种典型的实干家，只回应了一句：“你们放心吧！”之后，只用了三天就打了两场小麦，戗扬好，过了筛，装了60多麻袋整整齐齐码在场面上。晚上收工时，老队长挑选了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让明天去陕坝粮库交公粮。老队长又瞅了瞅，把我也叫住了，说：“你力气还没有长圆，背不动麻袋。你和会计明天也去，帮助扶扶麻袋，招呼一下质检、过磅。凡是交公粮的人，明天早上6点，来场面装车。”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来到场面。两辆大胶车已经停在麻袋旁边。在老队长的指挥下，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就把60多麻袋小麦装到了车上。临出发，老队长还特意给会计叮嘱了一句：“要是中午赶不回来，可以让大家在粮库食堂吃一顿午饭。”两辆大胶车，全是骡子驾辕、骟马拉套。出了场院，上了大路，直奔陕坝粮库。看那赶车的车倌，手挥长鞭红缨飞，提缰喝马步紧催；一嗓山曲随风绕，满车丰收喜在眉。再看那拉车的骡马，铃铛声声雾中飘，银蹄哒哒路上敲；套绳紧绷齐奋力，一声长啸过高桥。我们一行送粮的人，说说笑笑，脚下生风，紧随车后。身临其境，那个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扬鞭催马送粮忙》笛子独奏曲，欢快、优美、悠长的旋律自然而然在我耳边缭绕。仅一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陕坝粮库。

当时的陕坝粮库是杭锦后旗最大的粮食收购点。周边的几个公社全在这里交售公粮。粮库大门朝南，北边的后院非常宽展，西面有两排高大敦实的粮仓。当我们的胶车到了后院时，已经有许多小驴车、牛车、胶车先我们而来。按照先后顺序，管理人员给我们发了号牌，要按号排队检质、过磅、入仓。检质是十分重要的一道关口，主要检测粮食的杂质、干湿度和容重。等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我们检质了，一个身穿浅蓝色工作服的女同志来到我们车前，一手拿着一个一米左右顶端细尖细尖的杆上有槽的粮食探子，一手端着一个镀锌的金属盘，仔细核对了生产队的名称和要检质的粮食。她十分娴熟地把粮食探子扎进麻袋，轻轻一转又抽了出来，把探槽里的粮食倒在金属盘里，就像穿针引线在麻袋上做了一针十字绣一样利索。她每车上随机探了五次后说：“到质检室门口等着，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会计和我紧随其后到了质检室门口。“闲人免进”的提示把我们挡在门外。我们心里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有一种学生考试等待发榜的感受。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听到让我们领质检单。我们拿到单子一看，各项指标合格，而且是一等小麦。两个人高兴得合不上嘴，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肚里。

到过磅的环节了。由于交公粮的车多，一溜摆着三台大磅。硕大的遮阳伞立在磅的旁边，记磅员坐在一个小木桌后面，桌子上放着算盘和票据。过磅员躬身弯腰，仔细盯着磅上的刻度和秤码，磅上面放着一个大而结实的木板，这是为了每次多放些粮食袋子。车倌把车赶到指定的磅前，我们七手八脚把麻袋卸下，开始过磅。会计是一个办事精细的年轻人，他从包里掏出纸笔和算盘，过一磅记一磅，等到全部过完，与记磅员一核对，斤两不差。他说：“一旦有了差错就麻烦了，搞不好还得重新过一遍，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过完磅就该入仓了，这是最要气力的时候。还好，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粮仓只有二三十米远，而且仓里的粮食不是很多，斜放着两级櫈板就到了仓门。櫈板有两尺多宽、一丈多长，厚厚实实，上面横着间隔钉着木条，防止脚下打滑。櫈板的下面用装着粮食的麻袋垫着，踩上去一点儿也不颤晃。背麻袋的人把腰弯下，另外两个人把麻袋舁起放到他的背上，他把两只手的手指深深地扣进麻袋的两个底角，这样整个身子就都能用上力气。上櫈板要倍加小心，像负重的登山运动员一样，移步要缓，步幅要小，腰身要弯。二板头是队里有名的大力士，二十八九岁，一米八的个头，一百八的体重，身大力不亏，他扛麻袋不用别人帮忙，他把麻袋立起，弯下身子两只手抱在麻袋中间，用膝盖做个支点，发股巧力，麻袋就上了他的肩膀，轻轻松松走上了櫈板。交公粮的人多，二板头这番一气呵成行云流水的操作，把人们看得目瞪口呆，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扛麻袋的高手。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想试一试，几次只能把麻袋抱到胸前却无力上肩。二板头摸摸小伙子的头，笑着说：“你还嫩着点儿，回去黑夜等星宿全了好好练练。”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车小麦全部入仓。我们整理了麻袋，回了皮，开了票，喂了牲口，已经中午一点多了。

会计在粮库食堂联系好了午饭。这是夏粮入库期间粮库的一项便民服务，交公粮的人凭入库小票可以不掏粮票只掏钱吃一顿午饭。这天赶得好，午饭是油饼粉汤。会计买了满满一大盆粉汤，油饼到食堂窗口领取，最后统一算账。油饼挺大，一般人领三四个就够了。二板头力气大，食量也大，他到窗口对卖油饼地说：“来一筷子油饼。”卖油饼的一头雾水，问：“一筷子是几个？”他说：“你把筷子立起来，能串几个算几个。”哈哈，这就是他的一筷子油饼，大家都笑了。卖油饼的把筷子立起，串了七个油饼。二板头接过油饼，拿了大碗舀了粉汤，坐在条凳上吃了起来。俗话说，饭是给饥人吃的。二板头胃口大开，追星赶月风卷残云，三碗粉汤、七个油饼渣滴不剩。二板头拍拍肚皮，说：“扛麻袋这力气发得值啊！”我们坐上胶车，高高兴兴打道回府。

1974年之后，我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了八年。对交公粮的感受更加直接、深切，甚至是刻骨铭心的。那个年代，粮食的弦仍然绷得很紧。粮食是一级战略物资，人民公社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增产粮食展开的。每年夏天，旗里都要成立“三夏”（夏收、夏打、夏粮入库）工作指挥部，设立“三夏”办公室。那张用钢板刻印的全旗粮食入库进度表每天都会出现在公社书记的办公桌上。生产条件好、产粮多的公社书记，在全旗粮食入库会议上汇报工作总是春风满面、底气十足；生产条件差、产粮少的公社书记汇报工作，总是瞻前顾后、谨言慎行，来的时候就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

古诗云：“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意思是老百姓按规定的数额和期限交清了公粮税赋之后，便可以心安理得安然入睡了。这是几千年亘古不变的条律。星移斗转，世事沧桑，1985年，国家取消了公粮交售任务；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巨变，这是给予农民最大的实惠。现在农民种地，不但不用交公粮税赋，国家还给予多种补贴，从各个方面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稳定增长，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1967年，正值特殊初期，粮食是统购统销的战略物资，是绝对不容许私人买卖的。在河套地区，农村户籍人口每人每年的口粮一般是380斤的带皮原粮，其中小麦100斤，还有一定数量的薯折粮（土豆折合粮食）。那个年代，加之油水肉食紧缺，蔬菜也不充足，小孩多的人家粮食勉强够吃，大人多的人家，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季节，就会出现一两个月的粮荒。我家就属于后者。

六月的一天上午，我在陕坝大转盘派出所门口碰见初中同学郝维新，两人高兴得拥抱起来。初中毕业之后，他回家乡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巴音宝力格公社团结大队当了会计，我去巴盟师范念了中专，刚毕业到一所农村学校工作。四年没有见面了，同学真情，话头儿越拉越长。到了午饭时辰，我身上正带着粮票，两人便来到大转盘西侧路南的国营二食堂，随便要了饭菜，继续说着想说的话题。当知道我家口粮接不上新粮，想买点儿小麦的时候，他往前凑了凑身子，低声说他们那里属于牧区公社，粮食定购任务少，有些人家存粮很多，可以帮助我买到小麦，价格比统购价每斤只多一毛钱。我和维新商量好，星期六晚上我去他家找他。维新又详细给我说了他家在村子里的具体位置。

到星期六了，下午放学后，我从学校出发直接就上了路。我早上从家里来的时候就把羊毛口袋和绳子装进黄色帆布的提包里。大概有70里的路程吧，太阳刚刚落山，我就到了维新家。维新媳妇知道我来，已经做好腌猪肉烩菜油烙饼。吃完饭天已擦黑，维新领着我来到村子最北头的杨大叔家。院子很大，两间坐向朝南的正房上安着时尚的接耳门窗，西头是一溜凉房。让我吃惊的是南边有房子般大的一垛白茨柴，这在套区农村是见不到的。一眼就看得出来，杨大叔家真是殷实人家。进到屋里，互相寒暄了几句，我们便来到西边的凉房。看来维新已经把事情都说妥了，当杨大叔点亮一盏煤油灯时，我看到一杆大钩秤立在粮仓旁边。我从提包里掏出羊毛口袋，撑开袋口，杨大叔用一个大铁瓢从粮仓里挖出小麦倒进口袋，几分钟就把口袋装满了。扎好袋口，我和维新抬着大钩秤，杨大叔捉着秤杆，说除了皮105斤。我在油灯下付了钱。我说：“大叔，你家的麦子饱满干净，下个星期六我还想再来买一口袋。”大叔痛快地说：“可以，你直接来就行。”维新帮我把口袋结结实实捆在自行车上，说：“紧走不如牢捆扎，免得路上打麻烦。”他又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

事情办得很顺当，我的心情也十分高兴。缕缕夏风让人感到特别舒服，一弯新月挂在东方的天际，繁星闪烁着银色的清辉，蛙声不绝于耳，路上不见行人，偶尔有亮着强光的汽车驶过。也可能是老同学家的腌猪肉烩菜油烙饼比较给力，我的双脚像踩着风火轮一样，不到三个小时就进了陕坝。刚到小转盘，忽然从北面过来七八个人向我呼喊，让我停下来。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真是应了后套的那句老话，“紧赶慢赶，赶上判官”。我忐忑不安地从自行车上下来，扶着车把站在路边。他们问口袋里装着什么？我说麦子。一个人过来用手捏了捏口袋，问哪儿来的麦子？我说从亲戚家借的。他又问亲戚家在哪儿，为什么黑夜才走？我一一作了回答。有个上了点儿年岁的人听说我在光荣完小教书，就凑在我前面，问学校校长是谁？教导主任是谁？学区的会计是谁？我又一一作了回答。那个人对另外几个人说都答对了。又说，看这个人文弱清瘦，神态也不慌张，不像是投机倒把的粮食贩子。这些人也就再没有纠缠，向南面走了。我翻身上车，过了东北大桥，过了公社所在地张维世圪旦，夜里12点多才回到家里。

第二个星期六傍晚，我如约来到杨大叔家里。我和杨大叔来到凉房，点灯，装粮，过秤，付钱，十几分钟就搞定了。杨大叔帮助我捆好口袋，杨大婶又往我的提包里塞了两个馍馍，让我在路上吃，我便乘着月色上路了。

有了第一次买粮的教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这次我没有进陕坝。到了陕坝附近的大顺城之后，我便顺着园子渠西叉子下面的农道，绕过陕坝直接插到回家的公路上，晚上11点多就到了家门口西边的公益渠。没想到问题又来了。早上我去学校的时候，渠里没有水，渠底干着，我推着自行车就过去了。当我上了渠畔，看见渠里流着半渠水，一下子傻眼了。如果绕最近的南桥，要多走五六里，而且路还不太好走，还要经过生产队的村子，我还不想让村子里的人看见。我决定蹚水把口袋扛过去，想着万一把粮食弄湿了，大不过明天再晒一晒。我对这个渠太熟悉了，可以说是在这个渠的渠水里泡大的。我脱了衣服，用裤带捆成一团抱着下了水。可能是热身子的缘故，感到渠水有点儿凉，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水不深，刚到腰眼；水流不急，人可以稳稳地站定；渠底硬实，没有淖泥；渠水不宽，也就两丈左右。我把衣服先送了过去，也是试探一下水情，心里有了底数。那时正是年轻力盛，我把口袋从自行车上卸下来，立在地上，弯腰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口袋的中间，右腿用力撬一下口袋，便把口袋扛到右肩上。我小心翼翼地下了水。扛着口袋在水里行走和平地上行走是大不一样的，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我慢慢地挪动着脚步，竭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快上岸了，脚下被草根绊了一下，一只膝盖着地了，幸好肩上的口袋并没有滑落下去。我又缓缓地站起，上了岸，把口袋立在渠畔上。我又折回对岸，把自行车扛了过来。不着急了，我又像一只欢快的海豚，跳入水中，痛痛快快洗了一澡，穿衣，上车，两分钟就回到了家。进了院子已经是午夜了，屋里的灯还亮着，父母亲一直在等我回来。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56年过去了，买粮的事我记忆犹新。我把这件事讲给年轻人，他们却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为什么不去粮店买，要跑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不直接买成面粉，回来还得加工，多麻烦？”“为什么不骑电三轮车去买，自行车能驮得动吗？”“为什么靠近屋子的渠上不修一座桥？”我又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但我还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到不解的茫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见，经历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经历多了，生活和认知就会变得丰富多彩、厚重广阔。即使是困苦的经历，也会像不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但回味起来却有久久不退的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