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墓前都立有墓碑，高子华墓碑上刻写的是“高子华烈士永垂不朽”，刘子静墓碑上刻写的是“刘子静之墓”五个字。每年清明节，都有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结队来到这里，为高子华烈士扫墓，也总要祭奠刘子静这位一生对革命忠心耿耿，为革命多少年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老共产党员。

　　河套腹地某县举办的中共河套地下党史座谈会的第二天，按照县委石岚副书记的临时安排，所有与会人员乘车来到高子华和刘子静墓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已提前到来，排队等候。气氛热烈而肃穆。

　　高子华和刘子静的子女及孙辈都来了。

　　石岚引着高明最先和石健见面。

　　王星在旁指着高明对石健说：“这是你的乘龙快婿。”

　　石健紧紧握住高明的手，抬眼端详着他：他太像子华了！高明握住石健的手，也像是握住了父亲的手。父亲牺牲那年，他五岁，现在脑海中还时常闪现父亲当年的影子。两人互相看着，未等说话，眼里先涌出了泪水。半晌，高明哽咽着，对石健叫了一声：“爸爸！”

　　接着，石健等见了高子华的女儿和刘子静的子女，一一握手，由韩世吾互相指着作介绍。

　　对刘子静的子女，石健原来是熟悉的，他那时在县城教书，常到刘子静家去。刘子静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记得最大的小他八岁，最小的小他十几岁，如同他的小弟弟、小妹妹。现在，他们也一个个头发花白了。石健拉着他们的手，泪眼面对，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祭奠仪式开始了。

　　仪式由县委副书记石岚主持。

　　首先，由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向高子华墓和刘子静墓献了鲜花。

　　石岚以清亮的嗓音和沉缓的语调介绍了高子华同志的英雄事迹和刘子静同志生平，听者无不动容。

　　主持者宣布向革命烈士高子华同志和老共产党员刘子静同志三鞠躬，致哀。

　　此刻，石健怀着深深的缅怀和敬仰之情，回忆着当年和这两个人的相处，想着刘子静老师对他的教诲、引导，高子华风雪中送他过黄河的情景……又想到一别四十余年，再回到故乡看他们时，面对的却是两个墓碑，心中回荡着悲哀、遗憾和懊悔，不禁潸然泪下。

　　上午后两个小时，接着座谈。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石健恍惚仍立在高子华和刘子静墓前，思绪被一种丝丝缕缕的感情缠绕着，蓦地一股子真诚涌上心头，又说起了高子华和刘子静。

　　他说：“日本侵略者开始向华北进攻，河套出现危机的时候，我和高子华、韩世吾等从归绥回到河套，在县城组织‘同学会’‘抗日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都是通过刘子静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实现的。首先他领着我们去找县长，争取县长的支持，取得了合法地位，也争取到了活动经费。这一时期，县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很活跃，效果也很好。这时，河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易人，来了位新书记。开始还好，过了不久，他说刘子静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不像个共产党员。一次开会，刘子静老师据理力争，在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如何对待某些统战对象问题上与那位新书记发生了分歧，争得面红耳赤。自此那位新书记对刘老师严重不满，没过几天，就召开了一次没有刘老师参加的秘密会议，新书记提出开除刘子静党籍，参加会的五个人举手，三比二通过。我和高子华没有举手。新书记警告我们，说这是党内秘密会议，不许你们现在把开除党籍的事告诉刘子静，以防他跑到敌人那面去。谁告诉他，出了问题谁负责。那些日子，我和子华很痛苦，不敢去见刘老师。不久，子华通知我，说组织决定，让我离开河套到陕北去，对家里就说去北平上学。后面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他又声泪俱下地说起了那个夜晚，在那个洞里，王星给他包扎枪伤的情景和后来高子华在风雪中送他过黄河冰滩的情景……

　　谁也不会料到，石健同志这次感情饱满而真诚的谈话，竟成了河套腹地某县党史办工作人员用录音机录下的他的最后的声音，成了千古绝唱。

　　就在这天夜晚，石健心脏病突发，送县医院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

　　夜晚石健发病时，石红第一个打电话叫醒了姐姐。石岚叫了车，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她亲自组织大夫进行抢救，眼看着父亲停止了呼吸。

　　消息很快传到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机关，像风吹着一样，传遍了县城，人们都说是县里出了大事，从北京请来一位副部长级老干部开座谈会，犯心脏病死了，这下县里可戳下大漏子了，看咋办吧！

　　石岚是最痛苦的，逝者是她的亲生父亲，座谈会是她负责召开的，还负有一份工作责任。但她尽力保持着冷静。

　　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都来了，召集石红及王星、成达、韩世吾等到会议室里，商议该怎样处理后事。

　　石岚说：“一切责任我负！”

　　石红早已哭红了眼睛，接着姐姐的话说：“我爸爸有病，这不是谁的责任问题，不要因这件事影响了县里的工作。”

　　对石岚和石红姐妹俩的表态，大家都很受感动，但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说，总得拿出个处理方案。

　　石岚说：“等我和妹妹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石红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石岚，“这是爸爸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