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红对父亲说：“高明是我姐夫。”

　　石健说：“听说是高子华的儿子。”

　　石岚说：“是，他现在算是接了刘子静校长的班，在师范学校当校长。”

　　石健说：“那就叫他来吧，我看看他。”

　　石岚说：“我没叫他来，我对他说，今天太晚了，叫爸爸好好休息，明天还要开会，等开完会再安排和亲属们见面。我和红红说了，开完会让爸爸多住几天，和家人见见面。现在咱可是一大家子人啦。”说着，石岚向父亲说开了家庭后代情况，“我有一个儿子，生生有一个女儿，都上大学了。我儿子在北大学经济管理，生生的女儿在内蒙古大学学法律。”

　　石红插话说：“连旦旦的娃都三岁了。”

　　石健问：“旦旦是谁？”

　　石岚说：“旦旦是后来我妈和我大爹结婚生的孩子，大名叫石晨明，现在县公安局刑警队工作。”

　　石健的心刺痛了一下，一手在左前胸抚摸着，叹息一声说：“先叫生生回来，我看看他。”

　　石岚知道，父亲心里惦记着晨生，可他却不知道此时晨生的心思。刚才石岚对父亲说的“听说你回来了，都要来看你”，并非完全实情。

　　对父亲这次回乡，石晨生反应很冷淡。这些天，他照样在乡下守着示范田，像没有父亲回来这回事一样。石岚打电话告诉他，说父亲要回县里参加河套地下党史座谈会，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来就来吧，我又不是县委副书记，不是党史办主任。”意思是与他无关。

　　现在父亲急着要见生生，石岚决定明天再给晨生打电话。

　　石岚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对父亲说：“爸，太晚了，你休息吧！”

　　石健在沙发上挪动一下身子，对石岚说：“你忙了一天，也该回家了。”

　　“我不忙。”石岚还想对父亲说点什么。有一个疑问这多年一直深藏在她的心里，即三十年前父亲要和妈妈离婚时，她给父亲写过一封长长的信，希望能够挽回父亲和妈妈的婚姻，可是那封信寄出后却像石沉大海，她一直没有得到半点回音。她想问问父亲，这是为什么？是父亲根本就没有接到那封信，还是父亲接到了信，而没有给她回信？为什么不给她回信呢？是没有时间给她回信，还是认为她是一个小孩子而没有必要给她回信？是觉得不知该怎么说才没给她回信，还是因惧怕什么而没给她回信？三十年了，这些问号常常像些小飞虫，从她的记忆中飞出来，在脑子里盘旋，常常搅得她一阵心烦意乱。她一直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父亲，可又总是犹豫。这三十年中，她也又曾给父亲写过几封信，也曾想问一问这个问题，可是因怕惹起父亲的不快，影响他的健康和工作，总是话到笔端又收住了。这次父亲回来，父女俩见面了，她想一定找机会问一问这个问题。此时应该就是个机会，她想引个话头，问一问，可是看到眼前父亲那疲劳和伤感的样子， 不忍再提起那些容易让他痛苦的往事，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里。她和石红一起扶父亲从沙发上站起，送他进了卫生间，又转身去为父亲整理床铺……

　　安顿父亲在里间床上住下，石红对石岚说：“姐你回吧，这里有我呢！”

　　石岚悄声对石红说：“天这么晚，我不回家了，电话里和你姐夫说了。和你一个床上挤一宿不行吗？”

　　“姐，你太伟大了！”石红高兴地跳脚搂住了石岚的脖子。

　　“别闹。”石岚伸出右手食指向里间指了指，示意石红安静。然后，姐妹俩挤在一张床上，说开了悄悄话。

　　第二天一早，石岚回到办公室给晨生打电话，告诉他父亲要见他，叫他回来。石晨生还是那种态度，说：“我这里正马踩车呢，实在离不开。那边有你就行了。完了我抽个时间，去看看我王叔。”

　　石岚知道，晨生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平时脾气拗着呢。对这个父亲，他确实没一点印象，当然也没有感情。而对石憨憨感情却很深，他小时候，石憨憨跟他玩耍，处处护着他，后来又和妈妈结了婚，他觉得他才是他的父亲。

　　石岚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不像生生那样“一根筋”。记得他们上中学时填表格，“家长姓名”一栏填郝玉润，“家庭成员”一栏不知该怎么填，回家问奶奶和母亲。那时郝玉润和石憨憨已结了婚，白三女对贵元心里正有气，就说：“填上娘娘白三女，再填上你大爹石憨憨。”

　　生生问：“我大爹该怎么写，是写大爹还是写父亲？”他不愿在表格上没有父亲。

　　白三女毫不犹豫地说：“写父亲，往后你大爹就是你们的父亲。人家说是继父，继父也是父亲，就写父亲。”

　　以后，岚岚和生生每填表格，都是家长姓名：郝玉润，家庭成员：奶奶白三女，父亲石憨憨，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知道石家的情况，对石晨生说：“你亲生父亲在外面当大干部，你填写出身就应当是‘革干’，属‘红五类’，现在你填‘小土地出租’，既不是‘红五类’，也不属‘黑五类’，有点不伦不类。”

　　石晨生说：“我就当个不伦不类吧！”

　　不久县城里传来石健被打成“三反分子”的消息，再没有人让石晨生填“革干”出身了，他真的成了不伦不类。

　　在石晨生心中，根本没有石健这个父亲。现在父亲回来了，他甚至连面也不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