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在村口停住脚步，摆着双手，眼含热泪说：“大家不要送了，我回去看组织怎样安排，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大家。”
王星说完回过头去，跟着驴车大步走开了。宋鲜鲜红着眼圈，还要追上去再送。郝玉润似乎看出了什么，拉住她，悄声说：“别，回吧，看人家笑话。”
六
以后两三年，上级不再号召“大跃进”了，生产队也不再办食堂了，尽管其间也曾开展过“整风整社”等运动，但对农民们影响不大。1962年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庄户人春种秋收，由生产队干部吆喝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了两年多较为安然的日子，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都有所改善。
当时农民靠挣工分从生产队分红，每十分为一个工。一年下来，一个工能折合多少钱，由生产队的收入水平决定。各生产队自然条件和人的情况尤其是领导班子情况存在差异，收入和分红水平不同。当然，生产好收入多的生产队就多分红，收入少的就少分红，有的生产队生产入不敷出，还要“倒分红”——背上了债务。分红多的生产队社员生活就好，分红少的自然就差，有顺口溜说：分红一块，蒸饼烩菜；分红一块六，蒸饼烩猪肉——这是当时河套农民的最高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理想。
新和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由于自然条件较好，更由于有一个好的生产队长和一个团结的队委会班子，属于好的生产队，社员生活能达到“分红一块，蒸饼烩菜”水平。
这两三年，石家的生活尤其令人羡慕。家里有郝玉润和石憨憨挣工分，外面还有兰兰和生生挣工资。兰兰女婿高明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到师范学校当了教师，两人结了婚。随后生生也大学毕业了，从学校里领回个媳妇，也结了婚。姐弟俩都在城里安了家。乡亲们都说，白三女和郝玉润的苦日子算是熬出来了。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4年冬天，如一阵风猛刮，运动又来了。上级派来了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一级一级，进驻县、社、生产大队和各生产队，开始搞“四清”。
“四清”说的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说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实际是抓“阶级斗争”，“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资本主义复辟”。
工作组进村后，首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访贫，自然是走访贫下中农。问什么苦呢？当时有个宣传用语，说一旦资本主义复辟，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问苦，就是要问一问有没有贫下中农吃了二遍苦，谁吃了二遍苦，是谁叫你吃了二遍苦，你吃了什么样的二遍苦……工作组在访贫问苦中扎根串连。
新和十二队也进驻了工作组，来了个神气十足的工作组长，访贫问苦中，三访两访就访到了石六子，在那里问到了“苦”，也扎下了根——在他家西房里住下了。自此，石六子成了“四清”工作组的“根子”——“四清”积极分子、依靠对象。
新和十二队“四清”的幕布拉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也揭开了。按照石六子揭发的材料，石家被列为漏划地主的清查对象，李金栋、宋拴小、孙虎子及宋鲜鲜都被打成了“四不清”。
石六子又活跃起来了。汤二1960年就病死了。石六子没了背后的“高参”，这回靠他自己的勇气，赤膊上阵。忆苦会上，他鼻子一把泪一把，诉说他这些年在石三圪旦所受的“压迫”；斗争会上，他指着宋拴小和李金栋的鼻子，数说他们的“四不清”问题，说宋拴小利用保管员的权力，偷拿队里的白面，到石家做饭，和石家人一搭吃；李金栋、宋拴小和孙虎子，还有宋鲜鲜合伙，为右派王星举行欢送会，吃了队里一百多斤白面，一只羊，还有山药、茄子。说李金栋、宋拴小、宋鲜鲜、孙虎子都阶级路线不清，这些年总站在漏划地主一边，欺压贫下中农。等等等等。
石六子成了“四清”工作组的“根子”，自然他媳妇焦桂花也成了“根子”。她私下向工作组反映，宋鲜鲜和王星有“作风问题”，说那天黑夜下着雨，她亲眼瞭见王星从宋鲜鲜家跑了出来。第二天王星又去宋鲜鲜家，叫她闯见了……
一段时间把石三圪旦闹得乌烟瘴气。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群众反映工作组长和焦桂花搞“作风”，上级来人调查，把那个工作组长调走了，又派来个新组长。工作组不再在石六子家“扎根”，也不再把石六子当“根子”了，而是把他看成“勇敢分子”，不再相信他了。
这场“四清”搞了半年之久，结果并没有把石家清成漏划地主，也没有把李金栋、宋拴小、孙虎子和宋鲜鲜定成“四不清”。运动后期生产队重建领导班子，社员们依然选李金栋当队长，孙虎子依然当副队长，宋拴小依然当保管员，宋鲜鲜也依然当大队妇女主任。石六子一时上蹿下跳，结果落了个癞蛤蟆跳门槛——又墩肚子又伤脸。
工作组内部有人说石六子属“勇敢分子”，话传到石六子耳里。一天，石六子问队里一个人：“甚叫‘勇敢分子’？”
那人说：“‘勇敢分子’就是一来运动就打冲锋的人。”
石六子说：“那有甚不好，哪个运动不得有人起带头打头阵？”
那人说：“打冲锋得有真枪实弹才行，不能总靠编瞎话害人。有的人一来运动就打头阵，但说话不讲事实，尽胡说八道，所以叫‘勇敢分子’。”
石六子讨了个没趣，不再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