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杨树长出大片叶子的生命月，这对心急如焚的刘格礼来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他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树旁，听小树在风中轻轻颤动的声音，看它淡灰的树色在春风中一天天变得青绿，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等待襁褓中的婴儿长大一样。
第一棵嫩芽长出来了，他笑得像个孩子。
第一片树叶舒展了，他兴奋得在地上打滚。
当树荫能遮住沙地的时候，经验告诉他，他成功了。
但是，只有一棵。
他无法肯定地判断，这属于5%成活率中的幸运者，是不是可以照搬此法在马路边上种100棵、200棵、500棵……然而种植的最佳时间已过，只能为下一年做准备了。
第二年，刘格礼动员全体干部、居民在街道两旁开沟换沙。有人反对：黑油油的碱土挖出去，换上明溜溜的沙土，树苗不会被风吹死，被太阳晒死？有人迟疑，不同意大范围搞试验，认为那样会影响市容和交通。原谅他们吧，30年中，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品尝了太多轰轰烈烈后的冷落与艰辛。
刘格礼带领他的绿化队匆匆动工了。人手少，工具简陋，要在最佳的植树季节完成栽种500株的任务，他们只得拼命赶时间。每天天不亮，刘格礼他们就开始工作了。路面的土硬得像块铁，镐头砸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然而，绿化队员们并不气馁，一镐镐狠命地砸下去……早晚的风还是很冷，可他们身上个个热气腾腾。队员们收工后，刘格礼还在坚持挖，手磨破了贴些胶布继续干，实在太累时就倚在土堆上躺一躺。有人认出这个浑身泥土的人是刘格礼，就主动帮他干……更多的人被他们感动了，纷纷加入到挖沟换沙的行列中。
树沟挖好了，细沙填上了，树苗栽下了。
人们惊异地发现，那些新植的树，青绿的颜色在一天天浓重。不久，500棵白杨同时抽芽出叶，长长的翠带驻留在马路两侧——试种成功了！业内，人们奔走相告，干旱、重碱区的绿化方法找到了，那就是挖沟换沙，改良土壤。
这一年，磴口县植树的成活率达到85%，“巴彦高勒种不活树”的说法成了历史。
对于城市绿化来说，能种活树仅仅是个开始。更艰苦的工作还在等待着刘格礼，他面临着一系列实际困难。绿化队当时只有29人、水车1辆，力量十分单薄；城市下水设施不完善，居民们还改变不了将污水倾倒在路旁的习惯，而客土生长的小树苗经不起任何污染；第一年栽植的幼苗需用草绳捆扎才能过冬，这种技术活又需要专业人员亲自动手，而这样的人手实在太少了。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吃了晚饭后第一件事就是步行到巴镇的几条主要街道上转一圈，仔细观察新植的小树有无异变。人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他给摇晃小树的小孩讲故事，把他们哄得一本正经地跟他拉钩，保证以后不再摇小树；他给向树沟倾倒污水的居民讲磴口植树的历史和城市绿化的艰难，多数居民折服了，请他到家里做客，和他成了朋友。也常有这样的尴尬，往树沟倒污水的人怒气冲冲地将他关在门外，从门缝里甩出几句硬邦邦的话：“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们家的！”他无奈地笑笑，默默地记下门牌号码，找合适的机会再找人家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思想工作做通了为止。有一次，一位妇女正要将污水往树坑里倒，他急了，抱着那树喊“住手”。那妇女当场就奚落他：“臭看树的，瞧瞧你这副德行，整天像看贼似的盯着众人，给你挣几个臭钱？”木讷的刘格礼半天泛不上话来。正巧他妻子路过，看着他被污水浇湿的鞋裤，忍不住流出泪来。她几乎是喊着说：“没错，他是个贱骨头、大疯子，不在家好好呆着出来看树，每天好几个钟头，他一分钱也不多拿，他只是要在这路上多种活几棵树，要让这座小城有点看头，这也错了吗？”围观的人被感动了，“闯了祸”的妇女傻了眼。之后，更多的人理解了“刘疯子”，了解了磴口县悲壮的绿化史，门前绿化“三包”渐渐成了人人都能遵守的公共规范。
1995年10月，刘格礼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被提拔为县城建局副局长兼绿化队队长。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自己的城市绿化计划——试种观赏价值更高的垂柳、松树和翠柏，他在给自己加担子，他依旧是早出晚归，身上也少不了泥浆草叶。有人说：“你这个人让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个官儿。”刘格礼笑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得要放下官架子，伏下身子，敢挑重担子。行动才是最有权力的语言。”
1990—1998年，在刘格礼的带领下，全县在城区共植树2.1万株，树木成活率在95%以上，绿化带长度达到32公里，林木覆盖率由1985年的5%提高到了20%。
巴彦高勒美了，一排排挺拔的白杨装点着环城公路；一行行垂柳勾勒出居民小区的祥和；一株株青松掩映在公园、机关院内……这满眼的绿色，是巴彦高勒人对美的期盼。
党和政府给了绿色使者们极高的评价。刘格礼连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并被推举为县政协委员。
3.牛二旦：世界知名的农民治沙专家
1978年，对牛二旦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他人生旅程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3月，他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并被大会授予“治沙专家”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