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真正治服沙漠，关键在于封沙育草，他担心那些脆弱的防风林带抵挡不住特殊的灾变。果然，1962年和1963年，两次特大的沙尘天气不仅淤塞了黄河河道，而且一度使包兰铁路中断，人畜损伤严重。那是怎样的场面啊！刹那间飞沙走石，昏天黑地，异响四起，不辨东西。人在此刻充分地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与无奈。风一停，心情沉重的孙林涛就出现在沙区。他诧异于自己万分熟悉的世界会顷刻间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同时，一个悲壮的声音从心底呼出：一定要将这些沙丘固定下来。

　　这是一个惊人的目标。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孙林涛将1964年固沙20万亩的计划提出来，令人产生“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敢弹”之豪迈。

　　这是一个只有天才才会拥有的偶然发现：流动沙丘可以用青草和麦秸的腐生殖牢牢地固定下来。

　　这是一个奇观。千人，万人把麦秸和青草横平竖直地压进沙土，孙林涛叫它“织地毯”。压沙是“地毯”的图样，植草是地毯的着色。黄色的“底子”越盖越严，绿色的毯子越织越大，引得鸟儿争鸣、蝴蝶翩翩，沙海竟然蓄起了一泓清水，偶见驻留几只天鹅。

　　1975年秋，孙林涛受命组建县治沙造林局，他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他主动建议县委书记巴图建立乌兰布和机械化林场，以及在粮台、河壕、南营子、公地建立4个治沙站，由他负责各地段的治沙造林。

　　场站的建立，对磴口县的治沙造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75年秋，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改建农场后，孙林涛主动代县呈文上报内蒙古林业厅，要求恢复县防沙林场建制。获准后，1979年恢复了林场。

　　1980—1991年，他用整整10年时间，集中精力参与乌兰布和沙区的综合治理，为沙区开发进行认真调研和积极规划，在许多建设项目的编制中起了中坚作用，受到国家农业部和林业部的嘉奖。

　　1958年，他获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奖。1959年，获内蒙古团委颁发的红色突击手奖章。1983年，获国家民委授予的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正如大漠的故事永远不会讲完一样，孙林涛的故事远未结束，好在剩下来的故事好多人都在讲，讲他官至林业局副局长，仍爱身着劳动布衣服种树；讲他搞飞播造林和林业规划；讲他勤奋朴实和为人谦和；讲他由于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县政协二、三届委员……绿色一天天向大漠深处延伸，这故事便越讲越引人入胜。

　　2.刘格礼：让无树沙城披绿装

　　几千年来，巴彦高勒始终是黄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大自然在慷慨地将丰富的黄河水赋予八百里河套沃野的同时，也将北岸低洼的土地变得盐渍斑斑。细瘦的小草遮不住裸露的土地，灰白的碱蓬在串串水泡间随风抖动，高一点的植物只有红柳和沙枣树，但它们扭曲的身子和粗糙皴裂的皮肤，显示出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不易与抗争。

　　1958年夏天，在这处举目荒凉、几无人家、更无绿色摇曳的名叫“马柜”的荒滩上，突然出现一个地级城镇——巴彦高勒镇。从此，少了沙鸡的啁啾和野狐的凄鸣，多了机器的轰鸣和车声驼印，街道规整而宽阔了，屋舍整洁漂亮了。唯一使人们遗憾的是，这蒙古语意为“富饶河”的巴彦高勒竟然是个无树城！专家们断言，城区所在的生态环境是喜碱植物以外的绿色树木生长的禁区。

　　这个结论是盟府所在地官员和百姓们难以接受的。

　　从1959年春天起，人们在巴镇的几条主要街道两侧种下了上万株树苗，然而成活者寥寥可数，一排排死树细瘦的躯干在风中嘶鸣，东一棵、西一棵幸存的活树掩不住独处的悲凉。不信邪的绿化队一年年地重复着他们的悲壮与辛酸！

　　整整30年，作为盟府与县府所在地的巴彦高勒镇，绿化覆盖率始终没有突破5%。一位老林业工作者，临终前所提的唯一条件是在他的坟前栽上一棵新疆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紧抓着一位小伙子的手反复地说：“找到办法……找到办法……”

　　这位小伙子就是刘格礼。他是内蒙古林学院沙治系毕业的高才生，他被老人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含着热泪在老人的坟前默誓：我要让这座城市绿起来！

　　1989年，刘格礼被任命为绿化队队长。在这座充满青灰色的城市里当绿化队长，恐怕是最为尴尬的事了。

　　4月的乌兰布和，狂风卷着细沙，搅天动地。人们还在关门闭户酣睡之时，刘格礼已出现在沙区。此后，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他盯着那一排排在沙地生长的杨树发呆。他在想：既然新疆杨能在同一地域的沙土中生长，那么唯一抑制树木生长的因素就是碱了，因此必须在改良土壤上做文章。确定了这个思路后，他才从沙区“撒网”回来。这时的他，皮肤被沙区强烈的日光晒得黝黑，皲裂的脸上长着蓬乱的胡子，一如在其上生长的碱蓬。于是，自家那片不大的院子成了他的试验场，表面的砖被揭掉了，他挖了一个大坑，坑中还有积水。下班回来的妻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看到满脸泥水的丈夫对她古怪地微笑，她明白了，这是“疯子”的杰作。之后的工作更是辛苦，刘格礼租了一辆四轮车从乌兰布和长树的地方拉回满满一车沙土将院里的坑填起来，然后压了肥，种下一株新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