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发出指示，报刊、广播大造声势，全国开始深翻土地。河套地区对深翻土地提出了具体要求，分三个等级，基本田翻八寸以上，卫星田深翻二尺，特大卫星田深翻三尺。要求深翻后每亩地施土类肥二到五万斤，特大卫星田施肥八到十万斤。施肥多少并不是问题，可以组织车辆去北面草原上拉羊粪，深翻土地却是个硬活计。
一时间，河套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男女老少都投入到深翻土地的劳动中。河套人称挖渠整地的营生为土工营生，是最为“苦重”的营生。深翻土地当然更是土工营生，更苦重。人干苦重营生就要多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
就在深翻土地开始时，各生产队一呼拉办起了食堂，吃起大锅饭。在那缺少油水的年代，人们的身体全靠粮食支撑。年轻人每天没有二斤精粮扛不过。人们吃开以后，公社和大队干部们才意识到粮食紧张，但为体现“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喊着要保证社员们吃饱吃好。至于怎样能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公社让各大队自己计划。新和大队作出统一规定，参加深翻土地的青壮年人，每人每天二斤精粮，其他老老少少每天斤二两精粮，平均下来，每人每天按斤六两精粮下大锅。新和十二队三十几户人家，一百三十多口人，宋拴小计算着，每天从库房出白面一百三十斤，糜米八十斤，加上山药白菜，交食堂做饭，每天吃得锅底见天，后生们还喊叫吃不饱。
这样，吃到数九寒天深翻土地和施肥运动结束后，各生产队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再不敢那样铺排着吃面吃米了，干部们也不再喊叫让社员吃饱吃好了。对对付付过了个大年，开春种地时，有的生产队就喊叫着没粮了。俗称塞外粮仓的后大套，喝糊糊的时期开始了。
河套人管稀粥叫糊糊，喝糊糊就是喝稀粥。从1959年到1961年，河套人喝过三年糊糊，喝糊糊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代名词。以后多少年，那个时期的人说起那三年事，都说“喝糊糊那年”如何如何，比如常有人说“我妈说我是喝糊糊那年生的。”
1959年春播之后，河套好多生产队吃空了粮仓，开始吃返销粮喝糊糊。
返销粮也是那个时期产生的一个专用名词，农民秋后把打下的粮食送交国库，到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没粮吃时，再按着一定的供应数量到国库往回买粮，叫返销粮。河套农民送交国库的粮食多是小麦和糜子，返销回来的却是玉米和黑豆。农民就用这些玉米和黑豆，再加上野菜喝糊糊。
在新和十二队即石三圪旦，由于头年宋拴小抗住少卖三车粮，这年糊糊里的正经粮食就多些，糊糊就稠些。为此人们常念起宋拴小的好处，说别看他是个拐子，却知道往里拐而不往外拐。
生产队长李金栋也又复了职。当初公社撤掉李金栋，让新和十二队重选队长，可是大队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让孙虎子暂时代理。孙虎子代理了一些日子，人们发现他领导和指挥生产的能力远不如李金栋。正好公社刘书记调回县里到全县生产跃进指挥部工作，大队就开了个十二队社员会，重选李金栋复了原职。公社也没人再来过问。
1959年，河套又一个农业丰收年。喝了一肚子苦菜糊糊的李金栋，看着长在地里的齐刷刷、金灿灿的麦穗就发了狠心，等打下新麦，一定先让人们放开肚皮吃一顿，尝尝吃饱饭是甚滋味。
人们喝着糊糊，忍着饥饿割倒了麦子。李金栋急着让人们套车，拉几车到场上碾打，打下后就去磨面，磨下面就送到食堂烙饼。他的口号是：“可劲造！放开肚皮尽饱吃！”
这时，宋拴小却来挡横：“不能，每人一顿不能超过二斤面，一斤面的大烙饼，最多每人两个。”
李金栋一愣：“谁规定的？”
宋拴小瞪着眼说：“我规定的！”
李金栋看着宋拴小那认真劲儿，不解地问：“你为甚要做这样的规定？”
“我为的你！”宋拴小说，“人们喝了一夏天糊糊，肚皮都喝松了，你一下让尽饱吃，谁知道能吃多少？不是我舍不得粮食，是怕谁弄不好撑破了肚皮。要是新和十二队的人吃新粮撑死，那可成了全后套头号新闻，你这个生产队长就不再是撤职问题，怕你坐牢哩！”
“问题有这么严重？”李金栋一手抓着头皮，笑了，“那就按宋叔说的，一斤面的烙饼，每人不超过两个。”
1959年秋天，河套平原又兴起了一项浩大的“土工营生”。为改善河套平原的灌溉条件，上级政府决定投资开挖一条河套总干渠，土方任务八百万立方米。河套平原各旗县发动了两万三千人，以军事化组织开赴工地。
新和十二队由李金栋和孙虎子任正副连长，带领所有青壮年劳力都去了土地。宋鲜鲜则从全大队的青壮妇女中选出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妇女连，由她任连长带上去参战。郝玉润也加入了这个妇女连。石三圪旦留下老弱病残，队委会决定，由队委宋拴小全权管理。生产队尚有存粮。
这一冬一春，食堂每天一米一面，吃饭不成问题。
河套开挖总干渠，是河套水利史上一项惠及世代的百年大计工程，河套人民以改天换地的气派，凭着铁锹、箩头加小推车，冒着风雪严寒，凿冰破土，在那生活困难的年代连续奋战，硬是挖通了四百八十华里长的号称“二黄河”的总干渠。到1960年4月29日，黄河北岸总干渠电站至三闸完工放水，工程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