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刘子静考虑该从何说起的时候，王星先开了口，问了一个他最想知道的问题：“你的党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也正是刘子静想说的问题。于是，他长出了一口胸中的闷气，款款道来。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河套特委，派来了一位特委书记，任命刘子静为统战部长。开始特委书记对刘子静很信任，特委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刘子静家开的。当时特委的任务是：在河套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旦日寇占领河套，即组织游击队，建立河套抗日根据地。
特委开始工作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1939年2月，傅作义率部进入河套，实行国共合作抗日，请共产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组织“抗战建国讨论会”；同时仿照中共在山西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做法，在河套建立了“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刘子静以地方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抗战建国讨论会”，他关于国共联合抗日的发言得到各方人士的赞同，后被推选为临河县动委会书记，把临河的抗日动员工作搞得风生水起。由此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多种场合对他提出表扬。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受到了特委书记的指责，认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走得太近了，成了国民党的“红人”，是“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他不服特委书记的指责，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就如何开展统战工作，他为自己辩护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搞隐蔽斗争，在敌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统一战线，尽量利用国民党“上层”，保护我们的同志，开展地下斗争，有什么不对？他与特委书记发生了争吵。此后，特委书记对他由意见分歧而转为怀疑：他一次一次被捕，又一次次获释，怀疑他有变节投敌行为，甚至怀疑他是内奸。特委书记便动用手中权力，召开了一次不让刘子静参加的秘密会议，把刘子静开除了党籍。
时至今日，刘子静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秘密开除出党的，反正1942年春天他过黄河找上级组织联系时，人家就不再理睬他了。
河套和平解放后，新建立的河套地区党委通过多方了解，认为他是个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按地方进步知名人士身份给他安排了工作，任他为专署文教科长、土改委员会委员，后调任师范学校校长。地区党委一直说通过调查解决他的党籍问题，可是不知阻力来自哪里，过了几年，终无结果。1956年，地方党委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刘子静同志解放前没有任何变节行为，没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解放后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批准他以重新入党的方式，回到组织的怀抱。
刘子静原是1926年在归绥上学时，由顺直省委特派员老路同志发展入党的，到1956年重新入党，时隔三十年。
刘子静叹息一声：“我少了三十年党龄！”
王星说：“你少了三十年，我是把三十多年的党龄都丢了！”
“世事难料啊！”刘子静沉默片刻，也终于说出了他想问的话，“你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
王星说：“也是一言难尽呀！还不是因为我这脾气，可肚一根肠子，以为解放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见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发议论。我在部里当司长，经常给部长提意见，惹下了人家。还有，我这人喜欢舞文弄墨，上中学时还写过诗，想当作家。那几年在后套当医官，那只是为了掩护。解放后到了机关，业余时间又摆弄开文墨了。写了几篇针砭时弊的杂文，登在了报纸上，反右时给想打我右派的人提供了把柄，说我那是射向党的毒箭。”
刘子静说：“这种情况被打成右派的不光你一个人。”
两人都沉默开来。时间静静地伴着他们的思索。半晌，刘子静语调沉缓地说：“你信我的话，你的党籍丢不了，迟早会还给你的。”
王星叹息着说：“但愿能有这一天。”
刘子静转了话题：“那会儿他们说的兰兰女婿叫高明，你知道他是谁吗？”
王星说：“不知道。是谁？”
刘子静说：“是高子华的儿子。”
“高子华！”王星立时想起了当年在高子华家躲避追捕的情景。他第二次来后套，在乡村行医时也曾到过高子华家。那时，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但都没有说破过，只是心照不宣，彼此关照。解放后刘子静给他写信时，曾提到过高子华牺牲的事，他回信表示了悲痛和悼念之情。现在刘子静又提起高子华，不免哀痛之情又涌上心头，“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多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这话在他的脑际回旋着，终没有说出口。
刘子静说：“高子华牺牲了，留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成了兰兰女婿。”
王星问：“是你当的月下老吧？”
刘子静说：“不是，是人家自己恋爱的，要说媒人，当算是憨憨。”
王星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子静讲开了故事，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也是一个恋爱故事。
这多年来，石憨憨每年都要给高子华上坟。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给高子华同志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县民政局将他的灵骨迁至县城西郊重新埋葬，立了纪念碑。1954年清明节时，郝玉润陪同憨憨到高子华墓前祭祀，正在县城上学的兰兰也一起去了，在那里碰见了高子华的儿子高明，互相问明白了对方的身份，彼此认识了。从此兰兰和高明建立了联系，两人书来信往，以后就谈起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