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清凉的晚风吹拂中，夜幕悄悄地降临了，秋夜天空晴朗，一颗颗星星从天空中跳出来，显得格外明亮。
屋里，宋拴小下地要走。王星、刘子静和白三女齐声挽留，让他再多坐一会儿。宋拴小亮出挂在腰间的一串钥匙给众人看着，说：“不能，我这咋会儿担着责任呢！俗话说干甚务甚，讨吃务棍，黑夜饲养员给牲畜喂料，都得我给过秤出粮，场面打下粮要入库也得我开仓过数，一点也不能误。我现在得去饲养院一趟。”
他话语里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王星听后感叹地说：“搞集体生产，人要都像宋叔这样就好了！”
刘子静说：“这个保管是选对了！”
白三女说：“他干爹非要走，天黑了，又喝了酒，走路注意点，去饲养院也有一节路呢，要不叫王有送一送。”
鲜鲜也过来说：“叫王有送一送。”
“不用！”宋拴小亮开公鸭嗓说，“这几步路算甚，那咋会儿……”
“快别说你那咋会儿！”白三女说，“那咋会儿你二十六，这咋会儿多大岁数？六十二了！”
“没问题！”宋拴小嗨嗨地笑着，走到屋门口，又回头对刘子静说：“他姐夫你好容易来一次，住几天，明天和王医官一搭到我家。”
刘子静含糊其词地应着，和王星一起送宋拴小出了屋门，又出了院门，目送着他一摇一摇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夜晚，王星和刘子静躺在石家东屋炕上，叨拉着往事今情，久久没有入睡。
细算起来，两人相识二十六年了。
他们最初见面，是公元1932年夏天。
那时，河套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管辖的地盘。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蒋介石早已对阎锡山心怀芥蒂，形成了互相倾轧之势。为掣肘阎锡山，蒋介石运用种种手段，收编了盘踞河套的一支土匪部队，命名为“抗日义勇军”，委任其头子为司令，想通过这支土匪部队控制河套。中共顺直省委得到消息，便想乘此鹬蚌相争之机，派人打入内部，搞军运，对这支土匪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以拉出一部分武装到共产党方面，真正地投入抗日。王星便是接受此任务者之一。
他本名叫王星，可接受任务时，顺直省委的老路同志给了他一张从北平到包头的军队“护照”，上写：“某某部上士文书王世武，退伍还乡，免费乘车，沿途放行”。王星持此“护照”，不光省了路费，也等于有了“护身符”，一路乘火车顺利从北平到了包头，又转乘一辆烧木炭的汽车到达五原，又改乘马车来到临河，不久通过关系，用王世武的名字，打进了这支“抗日义勇军”的所谓“政治处”。
谁料他打入这“政治处”还不到二十天，风云突变。阎锡山不容这支土匪部队打着“蒋”字旗在他的地盘为虎作伥，派了嫡系将领王靖国，指挥号称十万大军进套剿匪，把这支部队打散了。股匪们各自逃窜，进山里“刮野鬼”去了。
王靖国得到情报，说“义勇军”“政治处”里有共产党，下令缉捕，一时全城戒严，不许出入。情况紧急，王星想到了刘子静这个名字。
在北平接受任务时，顺直省委的老路对他说：“若遇到特别紧急情况，你去找一个叫刘子静的人，当地的一个教师，就说我叫你找他，请他帮助。”
当年临河城不大，人不多，况且刘子静在当地是个名人，王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说明是北平的老路让来找他。刘子静朝王星打量一眼，不用问，也就明白了他的身份。王星向刘子静说了自己遇到的危险情况，刘子静二话没说，答应让他住在家里。两天后，城里搜查日紧，刘子静让王星扮成当地人模样，由他的一个学生掩护，两人赶一辆牛车到了乡下。刘子静的这个学生正是高子华。王星在高子华家住了数日，待风声不那么紧了，又由刘子静安排掩护，送王星到了归绥，后辗转回到北平。
几年以后，王星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党内出了叛徒，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津门，敌人发出通缉令抓捕共产党人，王星亦在名单之列。危机之时，他想起了后套这片土地，想起了刘子静、高子华。他化装逃出天津，一路辗转，第二次来到后套。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化名王兴，在后套“行医”两年多时光，其间也得到过刘子静许多帮助。特别令他感动的是，整个后套刘子静是唯一知道他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刘子静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巧妙周旋，保护了他也保护了许多同志。这是后来他在北京亲耳听一位曾在傅作义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讲的。那年在他感到危险将临的情况下，离开后套回到北平，费了许多周折，才又与组织接上了关系。
绥远和平解放后，1950年他即与刘子静取得了联系，刘子静给他回信，曾提到他失去了党籍，但当时可能是由于种种顾虑，并没有详谈他是怎样失去党籍的。事关重大，他也没有再问。刘子静同志怎么就没了党籍呢？他是怎样失去党籍的呢？这多年，这个问号若一缕游丝时常在王星脑海中盘旋。这多年，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繁忙，而且这样那样的运动接踵而至，有时让他感到自顾不暇，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再问他始终存在心里的刘子静的党籍问题。
今天，时隔十八年后，他们见面了，而且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感到安然、舒贴的环境和氛围中，他们同睡在一铺农家土炕上，都感到自己有好多话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