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30年间，沈家河大干渠因沙压改道7次，沙压的支、毛渠到处可见，公路阻塞不通，大片良田被沙漠吞食，大量流沙侵入黄河。据统计，40年光景被流沙掩埋的农田达4万余亩，因沙打庄稼而年年减少收成的沙边地约5万余亩。到1949年，全县良田仅剩9万亩。被流沙埋没的村庄有圣田堂、大南粮台等14处，400多户人家。补隆淖河壕村有居民30多户、房屋50多间，被流沙全部吞没，百姓迁移四散。杨家茅庵一仇姓人家，20年间被流沙所逼搬家4次，所种的160亩耕地因流沙年年吞食，最后只剩下5亩。河壕村刘瑞栓1944年与别人合伙种地170亩，在风沙侵害下，只产粮食3600斤，平均亩产仅21斤，因产的粮食还不够交地主的租粮，只好背井离乡，逃荒在外。沿沙边的农田，遇上风多风大的年头，沙子往往把麦苗打死，或连根刮走，百姓常常是“十种九空”，几乎没有收成。即使狂风较少的年头，收成也少得可怜，亩产仅60~90斤。据有关资料记载：1947年春天的一场大风沙，使沿沙边一线种植的夏季作物全部受灾，颗粒未收。特别是老磴口到二子店一段地带，流沙侵入到黄河岸边，形成沙水互争之势，造成河水泛滥。沿河的傅家湾子、稗子地、河拐子、二子店等村庄的居民被流沙全部赶走，使这一带变成了通向银川的荒凉沙漠道路，亦成为土匪出没、抢劫行人的黑道。
诗云：
滔滔黄河水连天，冲积河套好平原。
塞外寒风萧萧烈，吹来沙漠漫漫弥。
沙漠无情压农田，逼得人们把家搬。
至于林业，更是只见流沙，不见树木。1950年，磴口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统计表明：全县“现有公共树园30个，树7471株，园外散树2172株，私人树园120个，园内种树32361株，园外散树有12277株。在625万亩宜林地上，全县林木合计只有308.5亩，树木仅54295株”。难怪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后走到磴口县夜宿天主教堂，对一路上不见树木而大发感叹。300里路呐！又难怪1871年，左宗棠麾下将军金运昌，率5000官兵从宁夏金积县一路开拔到后套狼山口子上刻石留诗：“只见蒙古包，不见村与树。”（原诗五言四十字：“总统五千兵，行程万里路，踏平金积堡，调防紫金驻。忽逢重九日，登高往远眺。只见蒙古包，不见村与树。”）在临河境内的110国道线上，有一个镇叫“黄羊木头”，蒙语“哈页勒毛都”，汉译是“两棵树”。以树起地名，其荒凉程度可见一斑。
这才是：
满目荒凉不见树，愧对黄河泪横流。
风吹沙打无人家，漫天黄沙似疯牛。
面对这恶沙富水、穷乡僻壤，中共磴口县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把战胜风沙灾害、发展农牧林业生产列为首要任务，提出了“面向沙漠、面向黄河、植树造林、封沙育草、保护草原、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奋斗方针。从1950年起，县委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向沙漠大举进军。经过10年苦战，营造起一条长308华里、面积8万多亩的防沙林带和1万亩成片林。在植树造林的同时，封沙育草124万亩，制止了流沙泛滥；在流沙移动严重的地区，营造防沙屏障60余里，在防沙屏障内种草1万亩；向沙漠引水开渠43道，变沙漠为耕地十几万亩，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真是：
东临黄河西面沙，造林育草好办法。
十年经营伏黄龙，绿树丛中有人家。
话说有一天，杨力生到四坝下乡，发现数百人在沙窝里掏柴火。现场询问后才知，不仅本县群众也有绥西百姓来掏柴。人们车载、驴驮、人背，络绎不绝。却原来，都是因为做饭无柴、取暖没炭。杨力生让人就地叫来8个佃户主，大家席地而坐，共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带着问题与解决办法，在之后1950年1月30日召开的首届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严禁在沙漠中乱打柴草，倡导群众停止烧柴草、改烧煤炭的解决方法，开展了专题讨论。
有3名县人民代表积极响应，会后自筹资金修造3只木船，开始从乌达往回贩运商品煤。追随者众，后来运船增加到8只。县里及时成立了煤炭供需合作社，沟通阿拉善旗、乌达煤矿，由黄河顺流往回运输煤炭。民运与官办相结合，动员与强制相结合。很快，县机关、团体、学校全部改烧煤炭，70%的城镇居民改烧煤炭。
防沙是关键，造林更重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经过杨力生的一番努力，宁夏省委特批：在磴口县建立防沙林场。1950年4月27日，正是植树造林的适宜季节，防沙林场在三盛公一户任姓农家的小茅庵里挂牌成立了。杨力生扛着行李卷儿，同场长马守孝等3名技术员，在一个炕头上睡了一周，一块儿栽树的附近百姓竟不知道他就是第一任县委书记。春季植树造林过后，杨书记带着通讯员住到了旧地村，专门研究树木适宜品种和成活问题。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他发现了造林模范佟秀珍，并把她推荐给“三干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人力物力上的准备，杨书记认为，全面开展植树造林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
1950年10月21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针对当年春季所栽的4.3万株树成活率低的情况，查原因，找症结之所在。大家一致认为，原因是宣传、发动群众保栽保活工作做得不够，县、区、乡三级干部检查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