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磴口县第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由宁夏银川出发到三盛公接管国民党磴口县政府时，走的就是这条水路。本书下章有详细交代。
由“上江”再往北去，就到了磴口县最南边的粮台公社——刘拐子沙头、二十里柳子沙拉毛道牧业队、南粮台队、下江队、旧地队。上滩农场在这里读书的共10名学生，分别为一至三年级，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我9岁多。
那时上学不但路远，而且极不安全，于是家长为我们选择了住校——10位全部住校。学校校址在离黄河稍远一点的西沙窝一片乱坟岗的南头，1954年建成。教室土得掉渣——土墙，泥黑板、泥桌、泥凳，就连讲台也是泥的，满教室只有一根教鞭是木头的。宿舍更土，找不到一根木制玩意儿，一条大土炕近6米长，却挤满12个人睡。
1961年秋收以后，饥饿仍在折磨我们。学校的饭是不要钱的，但只有两顿——中午和晚上。而且饭限量，两个标准：一至四年级的初小为一种，每顿一碗；五六年级的为另一种，每顿多加半碗。学校的饭顿顿都是“瞪眼稀粥”，小米加黑豆黄豆，没有干饭，从没见过面条和馒头。饭碗统一使用，都是可盛1斤米饭的大陶瓷碗。每当开饭铃声响起，全体住校生便涌入食堂，排起两行长队，一队是低年级的，一队是高年级的。大锅直径2米，深达1米。两位大师傅分别坐在锅台两侧，吆喝着：“别挤，别挤。碗向前伸，伸入锅里。”稀汤寡水的，学生们从来没吃饱过。
更难耐的是无法抵挡的寒冬。虽然往南60公里就是乌达煤矿，但是我们从没烧过煤。教室中央的土炉子里燃烧的是牛粪、驴粪、骆驼粪。冬季两个月，学校每天放学不留家庭作业，留的任务是捡干粪、交干粪，不论住校、跑校，每人每天必须一书包。烧粪取暖虽然升温快，但降温更快，交的这些干粪往往一堂课都抵挡不下来。每到课中，老师习惯性地或干咳一声或丢个眼神给班长，只听班长站起来喊道：“全体起立！跺脚开始……搓手开始……搓脸开始……”不增加如此5分钟的暖身活动，有些同学可能就会被冻僵手脚。
饥与寒，从来都是孪生兄弟，要不咋就有“饥寒交迫”一词呢？那时的我们就是饥寒交迫。
腊月的一天凌晨，沉睡中的我睁开双眼，但见父亲坐在我枕边掉眼泪。我睡在12个人的炕尾，紧贴冰窖般的北墙根。因屋内不生火炉子，只靠干粪烧炕取暖，每到下半夜土炕便没了温度，室内温度直追室外，一度一度地迅速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尿盆里的尿都能冻成冰坨子。我身下铺的是盛着树叶子的毛口袋，盖的是能灌进白毛风的两条长麻袋。逃难人家，哪有什么像样铺盖。我蜷缩成一团，浑身瑟瑟发抖。我囫囵身子跳下地，扑在父亲怀中放声大哭：“不能住校了！”
要跑校，要坚持跑校。
1962年春季开学，我们10个学生不再住校，全部走读。
二人台里有唱词：
“二十里明沙，
三十里那个路。
半个月跑上十五回。
大腿跑成个小腿。
小腿成了罗圈腿。
你看这营生灰不灰。”
跑校——谈何容易！鸡叫三遍的五更时分，我们10个人集合于场部北边的一处背风河湾里，大家等齐了一块上学，路上为了有个照应。全场几十户人家没有一家有表的，掌握时间全凭雄鸡报时。15岁的牛万玉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大哥和路队长。有同学晚到了，他会跑向其家中督促其上路。半后晌放学，我们全在校门口等着，一个不剩，再相跟上疾步回家。
最可怕的是遇上突然刮起的沙尘暴，我们称之为“黑旋风”。5月的一天，我们放学回家，走到死人湾那处河头地，10个人恰似一行大雁，在水漫小腿的沙河里顶着戗风，踩着前人的脚后跟，低头前行。忽然间，狂风大作。牛大哥惊叫起来：“你们看，西天起‘黑暴’了，快上岸！手拉手！”在他的指挥下，我们迅速爬上一座大沙漠并出溜在一处锅底形的我们称作“窝窝”的沙子上，趴倒，抱成一团。我仰望天空，一团团黑乎乎的东西聚成一道黑墙，像千军万马，像骑士手持利刃，排山倒海般向我们头顶劈下来。刹那间，天地黑了，沙尖尖上的明沙像瀑布，向人身上倒下来。我们弓起脊背，朝天抖动明沙，为的是不被活埋。我只觉得，黑风揪住我沙蒿般的浓发几乎就要把我提离地面，狂风似张大手就要把我抓起来……也就喝一碗滚烫稀粥的工夫，“黑暴”搅动黄河巨浪，卷起冲天水柱，向东而去。我们动动身子，竟都被明沙埋住了。和我同班的女同学马兰草已被沙子埋到了胸口，小脸憋得黑青紫圪蛋。我们赶快把她刨出来，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喘息片刻，牛大哥背起只有7岁骨瘦如柴的小妹妹“草草”启程回家。半途中，只见父亲及其他家长，还有场领导们等一群人，急风愣怔地向我们跑来。在亲人面前，历经劫难的我们哭得一个个差点儿昏厥过去。
诗曰：
狂风袭来沙漫天，黑沙茫茫天无边。
黄河岸边风怒吼，碎沙如石砸人头。
又一个让人瑟瑟发抖的严冬来临了。
黄河流凌，开始封河了。普天之下，最壮观、最雄浑的自然景观，莫过于黄河的二月开河和十二月封河流凌。永不平静的黄河水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是百看不厌，只见一块块冰凌，大的如巨型钢板，力大无比，小的似武夫军刀，锋利而尖锐，在缓缓流淌的冰面上冲突、挤压、刺杀、打斗，发出阵阵呐喊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