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着走一段，再把妹妹交给我妈。那年，我只有7岁半——不懂事但尚可记事的年纪。
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早上我们一家没吃早饭，空腹上路。父亲原本以为10公里的路两小时可以走完，想不到的是大雪封沙，环境极其恶劣，行路的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幼小无知的我，在爬、在滚、在哭、在闹，耳朵冻得不敢触摸了，鼻涕和泪水冻为一体。终于到了目的地，但是，我的鞋子和小脚冻成了一块，脱不下来了。
在农场最北边的一户草皮茅庵里，我一头栽倒在地，失去知觉。
词曰：
忆秦娥
天遭殃。逃荒路上饿断肠，饿断肠。三年饥馑，故乡离别。
塞外黄河冰封节。黄沙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少年昏厥。
二、驴粪蛋蛋里找豆吃
上滩农场，有一处河柳环绕的村落。黄河水在这里迂回、徘徊、冲刷、淘沙，淤澄出一大片展油油湿润润的滩涂农田，因为它位于巴音木仁的黄河上游，由此得名“上滩”，这里还野生出一丛丛河柳。
1958年夏，府址设在巴彦浩特的“老巴盟”，和设在陕坝的河套行政区合并，在磴口县巴彦高勒镇成立了新的巴彦淖尔盟盟府。次年春，鉴于全盟粮食减产，各地饥民涌入河套的严峻形势，上级决定在黄河两岸广种河头地，以解决饥民的温饱问题。拥有上千亩地的上滩农场便应运而生。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内蒙古河套地区，近代以来就是“走西口”走到头的好地方。有据可查的是，1958年末到1961年末的3年间，巴彦淖尔盟人口激增20万，增加人口占总人口的30%。
1959年青黄不接时，首先进入上滩的是腾格里沙漠深处的甘肃民勤人、宁夏南部山区的西海固人，接踵而至的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宁夏平原的饥民和长城以南的晋西北人。
我们一家是最晚的“应募者”。非常幸运，当我们到来时，秋末由政府出钱搭建的简易“窝棚”——三角形的泥草棚子居然还剩几间。我们一家很顺利地得到一间，并在这儿落了户。
此时的上滩农场，计有三四十户人家二百来口，大部分为宁夏人。
1959年的黄河十分乖顺听话，像一个腼腆的少女，温柔含羞地入境过境，直到黄河流凌封冻。主航道在距离农场2里远的东边，由南向北缓缓流淌。
这一年，以豆类为主的河滩地获得大丰收。二百来口居民，天天涌入公共食堂海吃海喝。到了时年深冬，居然还能继续吃到白面馒头。我清楚地记得，每天打垒尖垒尖一脸盆馒头回家，我在前边走，妹妹在后边捡拾。我们无限制地大吃大嚼，似乎天下粮食和沙粒一样，不是种出来的，是风刮来的。
好景不长。1960年3月，农场除种子、牲口料外，余粮均被调走支援了乌达煤矿建设。
饥饿悄然袭来。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到了四五月份“种瓜点豆”的大忙季节，家家户户已经无“隔夜粮”了。
6月份，千亩河滩地绿油油一片，黄豆、黑豆、扁豆和豌豆苗争奇斗艳，长势喜人。
7月份，花开花落，豆荚成形，再有一个多月便可开镰收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月中旬，在抢收小麦、龙口夺食的流火季节，黄河水突然涨起来了，漫上河滩地，淹没了庄稼。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夜筑堤防水。怎奈黄河水越涨越高，公社和旗里迅速调兵遣将，前来帮助加固堤坝。水涨堤高，堤高水涨，虽经昼夜防守，但防了明处防不了暗处，险情仍无法排除。
一天深夜，河水在堤底钻开一个洞，将防洪堤撕开豁口。“哗！”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像千万匹脱缰野马，越过田野向村中袭来。黑暗中，只听有人在高处呼喊：“快起来，快跑，洪水来了！”刹那间，洪水冲绝了一切，淹没了窝棚。月光下，但见惊恐万状的人们夺路向沙漠顶子上爬去。河水战败明沙，从低洼处攻入沙漠腹地。活着的耗子、兔子在河水前边拼命奔跑，跑不迭的连同淹死的牲口在水面上漂浮着。
“李海柱……马老五……杨迷糊……”只听场长在最高的沙尖上手举黑铁皮喇叭筒逐户呼喊清点人数，“你们家人全不全？……”
天亮了，奔突的黄河消停了，不涨也不退，与黄漫漫的明沙像是停战的敌我双方僵持了3天，之后黄河水退下，渐渐地归到河槽，一泻千里，向北流去。
此时的河滩地变成了烂泥糊糊，死猪死羊死牛死兔子死鱼在泥滩上躺着，苍鹰在天空中盘旋着、寻觅着，在这些死尸上会餐。全场人陷入绝望之中，粮食没了，屋宇没了……什么叫“一贫如洗”——这就是。
一些人家趁此离开这一穷二白的不毛之地，另投别处谋生去了。更多的人则留下来，大伙儿聚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凹处，倾听场领导班子为众人谋划灾后自救的路子。
二次盖起来的几十间窝棚——简易的河柳椽子和河柳软枝编就的笆子搭成的泥草茅庵，就在“山坳”的四周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家家户户的门都向中央敞开着，几十户人家俨然一个原始部落。篮球场子大的被人摊平的一块地方，是场长派活儿、众人说笑、孩子们嬉戏的好地方。
睡觉找错了门，不稀奇，不羞耻。太阳像一团火球，几天后，便把滩地晒干了。又是一场男女老少齐出动的“人民战争”——赶快抢种大白菜、蔓菁、黄萝卜……从夏到秋，暴怒的令人生畏的黄河不再眷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