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乌兰察布市丰镇三义泉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村里没有学校，八九十来岁的娃娃不上学四处跑，家长们便从山西请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先生，办起了一座私塾。私塾没有具体课程，每天前后晌去两次。吃完早饭到晌午，是前半晌；吃完午饭到太阳落山是后半晌。读的都是从古至今的古书，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一直到《大学》《中庸》《论语》等。

前半晌到私塾，先生打开书本领着我们读三四页，然后叫我们自己往熟了读。第二天给先生背头一天的书，本来背得很熟的几页书，到先生面前，一紧张就出错。头一句有错，先生会给纠正，二三次出错，先生就要打板子，轻者一两下，重者三四下。

过了一年，又增加了写作的课。写作有仿引子，把白纸放在上面，照着描写。过了一段时间，把仿引子取了，照着字帖里的字写，每天交一张给先生。先生拿着红笔批改，写对的点个红点，写得好的画个圈，写错了就打个叉，一张上有三四个叉，就要打板子。

转眼到了年底，过年时我已能为家里写对子，家里人很高兴。过年以后，村里有位名叫马点的从城里学习回来，村民就推举他当先生，辞去了山西的先生。马点上任取消了打板子，背书改为自己选择地念，写字帖也不用向先生交。

就这样过了近一年，1947年夏末秋初，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麦胡图（现在归凉城县）建起一所学校，聘任马点当校长，我也跟着去了，被安排在五年级就读。我的农村私塾念书生活也至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