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过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话我们很赞成。刚才书记说了，修修路，改建渠衬，非常好。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有4000来米土渠，面积大，还有一半的黄土渠，本来这个渠就不大，还渗了不少水。

　　干事业，关键在领导，你们是最基层的领导，我们党员给你们助力。当社长，干一年必须得干一件事，不能上来了，就自己打工，不管别人。要会组织、引导群众。

　　去年我种了30多亩花葵，就动员过村里的十来户，带动了100多人。去年旱得厉害，每亩还是打了500斤，每斤1块9卖的。最好的一亩产了600斤。这个比油葵还好。今年就好多家都跟上来了。只要你这个把握住，肯定没问题。

　　要讲究养牧结合。我们两个人种了40多亩地，养了13头奶牛，今年下来有20头了。现在一个月毛利有5000块钱，纯利润2000块钱。今年还是初见成效。现在都是机械化，不发展不行。

　　路要修，关键是共产党员要有组织能力，干什么都要会组织。水要治理、要组织。党的最基层的组织能力很重要。要让为人民负责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

　　接着发言的是李永旺，以前是应州渠社的社长，现在是毛家圪旦的社长。

　　“我46岁，2000年入党。

　　我们这两个社的地少，平均2亩。地少了，经常两口子都出去打工，怕自己出去打工不安全。

　　其实，这里建大棚最好，附近没有搞蔬菜种植的。

　　关键是要有关部门加强组织，最好能组织一下帮助建大棚，这个比出去打工保险。”

　　说着气氛活跃起来，贾四娥插嘴说：“能不能推广沼气？去年搞青贮，我的青贮池是最大的，青贮饲料一点也没有坏。我的那些牛出来都光明光明的，个儿大大的。”

　　接着发言的是吴全富，东圪旦社的书记。

　　“我1973年入党，60岁。

　　每年参加这么一次会不容易，对新一届领导是有希望的。他们提出很多大胆的设想，不管成功不成功，有这些想法，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切合农民需求。我也干过好几年村委会主任、社长，现在年纪到了，不干了，但是也要帮助。都是一个目标——把这个地方搞好。

　　希望帮助打井。

　　1996年地震，每家发了40块钱，我把这钱留下打井了。现在社里全靠这口井活。”

　　贾四娥又插话：“要是能把退耕还林补给个人的钱留下给大家办事，打井多好。你给他发了几十块钱，都喝了烧酒，办不了事情。”

　　王太和点了点头说：“葫芦头大小7眼井，都旱了，社员排队，闹得打架斗殴。要是两年退耕还林的钱不分光花掉，攒下来打井，多好。已经攒了8万块钱。打了1眼井，花了4万块钱。

　　有一个自然村，三百营村，只有一眼1958年打的井，现在只剩下6寸管的水了，开24个小时，只能10个小时供水。现在一户吃水要花30来块钱。这个地方土地少人多，没有水不行。”

　　说到水，大家都来了话。沙壕社长郝蓝虎接着说。

　　“我47岁，1997年入党。

　　总体的矛盾就是缺水。沙壕就是没水，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大口井，人工挖的水坝子。其他3眼机井都没水了。

　　电是太难了。像我们村的变压器，1970年上的，现在增改点线路，还要施工费。农电搞得太狠。

　　我们这个社是全明安乡最小的村，实际人口60来人，都在山里。”

　　再往下都是抢着说了。这个说话的是阎宽。

　　“我1998年入党，56岁，赤脚医生。

　　今天是党的伟大生日。刚才有了新党支部，他们的规划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水、电、渠。能把这样几件事办好就不错了。这个地方观念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现在，青年就想进城打工，农村基本都是留守的50岁以上的人。现在看电视，说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电、有新房是很好，可我们和那个差得太远了。搞新农村，现在连个高中生都留不住，留下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文化水平低的，这个不行。

　　搞新农村，解决村民这个观念问题，困难。干部干几天就走，对工作没感情。很多农民也都是等靠要。

　　最关键的是给农民办实事。”

　　许广亮一直没怎么说话，这时候开口了：“农村干部能把农村的水电搞好就是好干部了。现在去银行贷款，不给担保就不行。社员想种地，银行只关心收回贷款。

　　能把买不到的化肥买到，就不错了。”

　　和我一起来的明安乡的包片干部刘云龙也说了起来。

　　“我41岁，1995年入党。

　　建党周年，开这个座谈会，是反映基层问题的会，反映农村的问题，也是每年谈每年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会。

　　这个村人口多，土质不好，基础差。井好多年了一直没有投资改造，带病运行。

　　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企业，总体来讲比较贫困。我们也多次和乡里谈过修渠衬和井的问题，希望能再反映一下。

　　那天选举日，就是6月28日，上午刚选举完，就下了10分钟的冰雹，把沙壕这个社打得绝收了，还捎带了200来亩地。好在庄户没事。”

　　我说，我要负责地把大家的意见转告旗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