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多少年，一批接一批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这里活动，撒播革命火种，推动革命，都受到人民群众的保护和配合，很多群众冒着危险保护我们！”说到这里，成达有些动情，停顿一下又说，“这中间很多当地群众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有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怎能说这里的群众阶级觉悟低，革命性不强呢？”
第三，注意在斗争中整顿群众组织，一定要选拔品行端正、有一定群众基础、能够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的人当农会主任，注意清除农会中特别是农会领导班子中的不纯分子。
他讲得很原则，但意思很明白，参加会议的土改委员会成员和县委领导都表示赞同。
曹明没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没有听到成达同志这次讲话，但他以后定会听到县委的传达。不知他听了之后作何感想。
六
又一个春天来临。春天是希望的摇篮。
春天，土地希望着温暖，河水希望着汩汩奔流，大山希望穿上彩色的新衣；草希望绿，花希望开，燕子希望在艳阳下鸣唱，蝴蝶希望在繁花间翻飞；埋在土里的种子希望冒出新芽，一天天化作累累果实，树木希望在雨露滋润中枝繁叶茂变成浓浓绿荫……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希望有个好年景，播下种子能有个好收成。
这个春天，白三女和郝玉润殷殷切切的唯一希望，就是贵元能早日回来。
土改以后，石家的土地没那么多了，按人头分得的几十亩地，用不着白三女和郝玉润操心，宋拴小领上憨憨，还有鲜鲜和王有、孙虎和媳妇儿帮忙，早早把几十亩麦子种上了。
人在危难之时，能得到一句好言安慰，得到一点同情和帮助，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这令白三女和郝玉润心里多了些许安慰。只一件事，是没有人能帮助她们办到的，那就是让贵元快点回来。
时间一天天过着，转眼春天过去，立夏了，还是等不来贵元的半点信息。婆媳俩心里焦急。一天，白三女对郝玉润说：“要不你再去趟县里，再找刘子静打问打问，让他帮着给贵元写封信，问问咋回事，怎么人不回来，连封信也没有呢？”
婆婆的话正说到了郝玉润心里。这天，她收拾了一下头脸，换上件干净的衣裳，就去了县城。
刘子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那时他在归绥上学，参加过学潮，到城郊发动和组织过农民运动，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绥远的国民党右派也很快打出反共旗帜，开始“清党”。白色恐怖下，刘子静按照组织指示，离开归绥，回后套潜伏，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刘子静回河套后，以中学肄业生的面目出现，疏通关系，当上了县教育督导员。从此他以办学为掩护，在城乡秘密发展组织，很快建立了河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由他任党支部书记。
从1927年以后十几年间，刘子静领导的中共党支部在后套发展过几十个党员，发动过学运，策动过军运，向延安输送过革命青年，接应、配合和掩护过来后套工作的多个中共地下党员。刘子静给自己制定的工作准则是：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壮大革命力量，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隐蔽工作，利用“上层”掩护“下层”。多年来他在“上层”与“下层”间活动周旋，千方百计保护我地下党员，同反动势力进行隐蔽斗争。
这十几年间，他三次以“共党”罪名遭反动当局逮捕，终因拿不到证据，又总有“上层”人物说话作保，得以获释。前年那次被国民党调统室侦缉队抓捕，是他最后一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也终因张钦、张忠乙之流拿不出证据，同样有“上层人物”说话，又获释了。
他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隐蔽身份继续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可是却长时间得不到上级组织的指示，断了和组织的联系。为此他心焦如焚。这年春天，他以探亲为掩护，过了黄河，到一个叫桃力民的地方找组织。
组织找到了，出乎意外的是，他遭到了莫名的冷遇。没有人像见到久别的同志那样热情地接待他，他以前接触过的人都躲着他。他终于在伙房里堵住了一个负责人，说要汇报工作，谈谈当前在河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打算。那人却冷冷地说：“你不要再来了，河套的工作已和你没有关系。”
他如挨了当头一棒，正懵怔中，那人转身走了，不再理他。
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极度失望无助的情况下怅然离开桃力民，回到后套，心中装满了疑惑。
后来终于有人告诉他，他于两年前就被开除了党籍。
自1940年12月中共河套特委最后一任特委书记被捕，于1942年8月英勇就义后，原有的后套地下党组织就不复存在了。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清共”高潮中，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后套，地下党员有的过黄河去了延安，有的就地潜伏不再活动，有的脱离了党的组织，有的被捕入狱，或叛变投敌，或英勇不屈被敌人杀害而成革命烈士。刘子静属于就地潜伏一类，但他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已不是中共党员，当他知道自己已被党组织开除时，就像失去了亲娘的孩子，心中装满苦水，每天寡寡淡淡地在郁闷和迷茫中度过。但他心中信仰的火苗并没有熄灭。他始终把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利益放在心里，严守他所掌握的党的秘密，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有利于推翻反动势力的事，而不做任何一件对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不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