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达不动声色。

　　宋拴小又亮开公鸭嗓，接着说：“就说石六子吧！”

　　石六子朝宋拴小一瞪眼睛：“你不要说我！”

　　“怕甚？咱以实求实嘛！”宋拴小看一眼成达，“这位是上面来的大官，叫人家听听，评个理嘛！”

　　石六子把目光投向曹明：“区长你不管他？”

　　曹明看成达的眼色，希望他能制止宋拴小再说下去。成达却说：“你叫他说吧，我们好话赖话都要听。”

　　宋拴小并不管曹明和成达什么眼色，自管往下说：“石六子从小死了亲妈，后妈见不得他，他流浪到后套，讨吃要饭，让我石三哥碰见了，一问是石家的人，怕他辱没祖宗，把他领回来了。管他吃穿，让他帮助种地，是想把他调教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庄户人。石三临死时还安顿，让帮六子娶个媳妇儿，安个家。我石三哥死后，那年他非闹着跟人家分家。那咋会儿他就闹着要分石三家的财产，他是耗子钻灶坑——早就灰心入肚了。后来，我当中间人，我嫂答应租给他六十亩地，怕他把土地荒废了，定下叫他每年交两石麦子、两石糜子，算下地租不到二成。这些年他交不上，人家也没逼他要。咋就成了剥削他了？”

　　石六子瞪眼冲宋拴小吼喊：“你胡说，他家就剥削我了！”

　　“我胡说不胡说，叫这位大官调查调查。”宋拴小朝成达看一眼，“以实求实嘛！”

　　成达始终保持着严肃面孔，这时他一挥手，制止住石六子和宋拴小的争吵，说道：“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说了，是剥削不是剥削，我们会深入调查的。党的政策在那儿摆着，对每户人家，该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共产党就讲实事求是。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国家干部还是农会干部，还是积极分子，都应按政策办事，不应感情用事。”又转向宋拴小说，“宋拴小同志，你是贫农，应该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怎么能拿铁锹追打农会干部呢？这是不对的！”

　　石六子以为上面来的成部长在为他争理，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宋拴小说：“我要打石六子是有原因的，这和给石家划成分无关。他给人家造谣，往人家女人身上泼脏水，说人家家里有个地窖，是专门藏嫖头用的！”

　　石六子说：“那不是我说的！”

　　曹明说：“这个调查过了，是别人散布的。”

　　成达问：“别人是谁？”

　　曹明嗫嚅地说：“是汤二说的。”

　　“汤二是个甚人，谁不知道？”宋拴小看着曹明说，“这话是谁说给汤二的？是你曹区长吗？肯定不是！是他石六子！石六子和汤二甚关系谁不知道？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耗子挨着斑仓仓睡——一对灰脊背。”宋拴小说的斑仓仓与耗子长相不同，但同为鼠类。

　　“这样散布流言不好。”趁宋拴小喘息工夫，成达截住他的话头，对曹明说：“要查清，不管谁散布的，都要批评教育。土改运动中散布流言蜚语，特别是这样的流言蜚语，容易激化矛盾，弄不好要出大事。”

　　曹明点头表示接受。

　　宋拴小又说：“那天我拿铁锹追杀石六子，也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真叫我砍他，我还真不砍，谁不知道杀人偿命？他那个命不值我这个命！”

　　“行了，关于石家的事就说到这里，不要再说了。”成达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曹明，“是不是再请别人发发言。”

　　曹明又点名叫两个积极分子发了言，说了新和村土改的成绩。

　　座谈会结束了。

　　散会时，人们拥挤着从屋里往外走时，宋拴小立在屋地上问曹明：“曹区长你看我咋呀，是送县里，还是让我回家？”

　　曹明烦躁地一摆手说：“你先回家。”

　　当天夜晚，成达及随行的两人及县委陪同人员住在了新和村。曹明叫人在中屋烧了炕，所有住宿的人分两屋住，成达住在了西屋。临睡之前，成达对曹明说：“领我去看看那个地窖。”

　　曹明领着成达到了中屋。这时，红躺柜不复存在了，地窖被挖过后还没有填埋，上面盖着木板。成达站在屋地上，对着那地窖口注视良久，似驰心遥远，然后骤收情思，才转开目光。

　　夜晚，成达睡在西屋炕上，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入眠。

　　这次下乡，成达带着工作组连续跑了三天，继新和村之后，又去了两个村子，开了座谈会，了解掌握了一些情况。

　　回到县城，县委召开了一次交流情况和意见的会议，地区土改委员会也来人参加了。会上成达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划分阶级成分，一定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严格掌握政策，避免错划、漏划。他特别提到新和村石家，说按照他家拥有的土地财产和政策规定的剥削率，该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而不要管他是谁的家庭。成达已了解到有关石贵元的一些情况，他说不管石贵元是何时参加的革命，是哪一级干部，都要根据他的家庭实际划成分，一定要实事求是。

　　第二，要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注重思想发动，正确对待群众的不同意见，不要动不动就把有不同意见的群众说成地主狗腿子。遇到群众有对立情绪，应首先检查自己的工作是否有问题，而不应一味地怪怨群众觉悟低。不能因河套地区和平解放，就说这里群众阶级觉悟低，革命性不强。“我说河套群众阶级觉悟一点也不低，革命性很强。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自1927年这里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过党所发动的农民运动，30年代初，贫苦农民就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叫‘穷人会’，和地主老财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