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正式老师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文教卫生系统的工资可低了，谁想到后来提得这么高。现在，坚持下来的，他们退休的，每个月都是1000多。

　　不教书，其实学校里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打个铃也行。就是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不想教了。”

　　说到这，老人停了停，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每个月1000多元的确在当地是个相当多的收入。

我这个工拿的和人家赶胶车的差不多

　　“再出来，就是种地了。反正不记得哪年，那会儿就是记工分。木匠活也干，队里给补上3毛钱，一天给记上10分。给生产队一天最少缴回4块钱，算是干了副业。给公社、粮库做点活，挣下钱，生产队长去结算。3毛钱，一个活结算一次。

　　别人，没这个3毛钱，只有赶胶车的才有。我这个工拿的和人家赶胶车的差不多。

　　哪年结的婚记不得了。这个地方流行的就是，人活一辈子，养下个小子就给娶个媳妇儿，小子给老人盖棺材。

　　有3个孩子。跟前的这个是老大，还有个女子、一个二小子。

　　老二是个女子，搬在达茂旗了。女婿是包头固阳县的，在达茂旗开三轮车，看见谁拉个东西，他给人拉上。

　　二小子就在旁边住，这两天也去了呼和浩特打工。他会电焊，一个月怎么也挣一两千。原来在咱们这个村外的农具机械厂，一个月能挣个千把块钱，还想着一年下来能上1万块钱。可到冬天没业务就关门了，这是村里人开的一个私人厂子。不念书，就去那儿了。

　　二小子的娃娃8岁，开始念一年级了，是个女子。

　　咱们这地界和固阳县分的。水库北畔是咱们，南畔就归了包头了。这是咱们前旗紧东边的村子。

　　往南走15里多就是包头郊区；往东走十五六里就是三份子，归了固阳了；往北走20多里，也是归了固阳了。”

　　老人说到这里，正好苗旺和又出去了。看了儿子的背影一眼，老人接着说。

　　“这个小子是老大，1969年生的，现在是肝硬化，脾大压迫血管，还有尿毒症前期的征兆。那次发作的时候，没钱，还是他三爹——供电局的下令，救人要紧，每家1000块，银行贷了6000元，去年才还清。”

　　说着，苗旺和又转了回来，老人顺嘴又讲起了自己。

　　“大儿子十七八岁那年，我病了。病了3年，肌无力，连个筷子也拿不起来，年月日都不记得了。

　　主要是劳累过度。去了包头中医联合医院，那个时候还没有改成蒙中医院。院长叫王文达，给看的。一个老中医，现在估计也走了。

　　大儿子当时正在念书，公社书记说，你就好好看吧，不然，这个家庭就散班了。我们离公社近，那些书记都认识的。我那个时候，在公社做营生，都认得了。

　　吃中药就吃了3年。记不清花了多少钱，怎么也顶现在的1万块吧。不住地看病，原先积攒下的钱都看了病。

　　那个时候，白面大米每斤才一毛八、一毛九。那会儿钱值钱。

　　人家大夫说了，别的肌无力都瘫痪了，就我这个恢复得好。现在，好多活都能干，当然力气比原先是错了一半了。

　　后来身体不咋了，又跟上建筑队做工，哪有活跟上哪干。我们村有个刘富，这活在前旗，他管包工，就跟上他做工程。人家工程包哪我做到哪，一个月也挣个千数块钱。那个时候的钱也比现在值钱，盖房也没现在贵，就是木料贵。那个时候的砖是8分，还是好砖。现在这砖要两毛了。”

　　说着，老人指着自家的砖房说：“那个时候，公社盖食堂，这个就是我调出来时一起盖的。

　　这个房也不都是用砖，外面是单层砖，里面是土坯。土坯就是我们自己拿泥做的，不然也盖不起这房。

　　一口气盖了6间房，大小都一样的，花了一千五六百。个儿的手工。开始瓦工刷房要搭架，我就自己上去刷，后来瓦工见我不搭架能刷，也就不搭架了。

　　地面是水磨石的，也是自己做的。这个地方有毛坯，托人买的颜料。

　　水磨石，要是机器磨就好了。我是用碾米机上的砂轮打烂了，钉在木头板上，用手推着磨出来的。还是比土地强些。

　　老二盖房那年，就是买的水磨石。给老大盖房的时候没钱买，经济力量不行。

　　那个时候，我这个房就算可以的了。这边的水磨石，过3年后才有人家用。”

这家附近尽出好学生

　　说着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这个时候，张素平才热热闹闹地出现了，让我们到中间的厅里吃饭。应该说，在当地这是很典型的好饭了，有炖羊肉、凉拌西红柿、凉粉、黄米糕、羊肉汤。尤其是黄米糕，一般多是过节的时候才吃的，蘸上羊肉汤吃，别有风味。

　　张素平一下子往我碗里夹了两块黄米糕，一边夹一边说：“这是自个儿种的黄米。街上卖的糕多是拌江米的，黄米比较少。”

　　边吃着，我问起村子的大概情况。苗雨生还没开口，当过干部的儿媳妇张素平就抢着说了。

　　“这个村子有80来户，270口人。最早那会儿才三五户。

　　我们这里不像应州渠的有些人家，都把钱花在修房子上，还是愿意把钱花在娃娃的学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