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家附近尽出好学生。村里有一家，3个孩子全是大学生。后头的一家4个娃娃，3个上了大学、中专，一个还是北京大学的，读理科，现在刚上大二，已经在外面给一个私人公司的老板打工了，一个月4000块钱。他父亲还说要给他攒钱盖房子娶媳妇儿，他说，根本用不着。

　　河东那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娃娃在北京读书。大学毕了业，分在国家林业局，当了个不大点儿的官。那天回来，和自治区林业局的一起，把自己村给退耕还林了。以前，一个人退3亩，现在加成了6亩。退耕还林的补助，1亩按6分地给，这样原来的每亩给120块钱提高到200块钱。那边草片大，退的也多。”

　　苗雨生也接着说：“这个地方都是泉水，种下杨树一种就活。其实，这个地方离应州渠最多5里路。

　　这边的水很浅，家家都有一个小井，挖不了多少就出水，水也好。这几年旱了，前几年，山下河道里山洪来的时候，能有一人高的浪头。”

　　张素平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带着骄傲的神情张口就说：“他刚进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英语差些。第一次大考试，全年级1000多人他考第42名。后来找老师补习，第二次考试就到20多名。这次是第6名，前面5个都是女娃娃。老师都很惊奇。”

　　吃着羊肉，我问他们家养畜的情况。

　　苗雨生说：“养了十来头绵羊和4头猪。”

　　我问：“为什么没养山羊？”

　　苗雨生说：“绵羊一年能下三四个羔羔，一个羔羔能卖200来块钱；山羊一年就下一次，一个羔羔只卖100多块钱。但是绵羊费草料，吃得多；山羊好养，什么都吃。山羊的羊绒要是价格高起还好，要是低了还不如卖绵羊羔羔有保证。”

　　刚把当了11年的妇联主任的官丢了

　　下午，说得多的就是张素平了。一上来她就说了估摸是最让她闹心的事：“刚把当了11年的妇联主任的官丢了。这次撤乡并镇，换了书记，就被换掉了。”

　　我问她家是哪个村的。

　　“家就在村东口那排土房里，一个村上的。

　　没有祖爷爷，就一个爷爷。父亲那辈，在山西偏关县的神池村，山沟里种地的。今年71岁了。

　　母亲1945年出生。父亲比母亲大9岁，1936年出生。13岁上连夜偷跑到包头，在包头修铁路。后来叫包头养路段。

　　26岁，人家介绍成的家，母亲就这个东圪旦村上的。结完婚，还在修铁路，家就安在这个村了。”

　　坐在一旁抽着纸烟的苗雨生这时指着窗外不远的山，插话说：“咱们这个南山跟前，从包头到白云鄂博的包白线就是我们修的。将修好的时候，要调到乌海那边修铁路，因外父家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不愿意让我走，就没走成，从养路段里撤出来，就回到村里来了。以前是个包头城市户口，回到村里成了农村户口。那些工人，就我一个在农村。那些当年一起的工人尽退休在包头，一个月一两千的退休金。就我是个种地的。”

　　张素平点了点头，接着说。

　　“母亲生了4个孩子。18岁那年生大哥。大哥今年44岁，初中毕业，在临河做点买卖，媳妇儿在银行上班。大哥供两个娃娃，一个女儿在呼伦贝尔市念大学本科，一个儿子在乌海市念电力学校。

　　二哥41岁了，在前旗包点小工程，起点围墙，硬化点地，也供着两个孩子，一个女子在五中上高二，一个小子上初一，比我这个大1个月零4天。

　　四弟33岁了，在明安镇上开门市。”

　　看了一眼刚进来的苗旺和，张素平一口气不歇地说了下去。

　　“我们1992年结的婚。聘了1000块钱的礼，用这钱买了个洗衣机。

　　都是同学，自己找上的。

　　过来以后就是种地。刚结婚时，就两亩地，河槽上1亩半，那6分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孩子5岁那年给分了6分地。

　　两口子五六亩地。后来，老人给的2亩多地都是好地。

　　这里的地少。路北边那边有刚开发出来的沙地，那就得掏上钱买。父亲1990年那年买了12亩地，我们典礼了四五年后才抬出来。”

　　苗雨生也点点头，笑着慢慢说：“这里的地，1949年后全是水地。那个时候浇的是河水，门前的河水随便浇，不用交钱。水位后来下降了，才开始打井。

　　那个时候，村子里到处都是柳树。

　　我七八岁的时候，这个河水还很丰盛，后来水位下降了。1958年发过一次大水。平时就自己往外冒水，胳膊粗的水口。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打井。孩子们小的时候水已经不大了。

　　现在水是一年不如一年，河东是一点水也没了。

　　只能打井。这边打井，四五米见水，过去1丈（约为3米）就见水。捉水头还要四五米，一共就十来米。”

　　淘金矿淘出来的病

　　看着苗雨生比划着，张素平忍不住又说起来：“27岁上，娃娃3岁的时候，他病了。”

　　听着说到自己，一直在一边坐着的苗旺和也说了起来：“头一年成家在家，那是1994年、1995年吧。第二年去乌拉特中旗金矿上背石头。”

　　看我不解的样子，苗旺和加上手势比划着说：“把石头背出来，用碾子碾碎了。碾盘里面全是水，汞一直在里面跟着碾子跑。石头碎了，碾成面了，就跟着水出来了，汞和金子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