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旺和的父亲把沙发让给了我坐，自己坐在了旁边的一把半新的电镀折叠椅上。

　　和别家不一样，他们给我倒的不是一般的白水，也不是茶水，而是用比较高的玻璃杯盛的一种有些混浊的绿水，水面上还漂浮着几片叶子。看见他们都在喝，我也喝了一口，味道有些苦又有些甜。

　　张素平笑着说，这是苦菜水，用晒干了的苦菜叶子泡的水，加了点冰糖，常喝可以去火、消炎。

　　苗旺和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看着我们。尽管气色不好，但还是停不下来，出出进进的，总是要做点什么。

　　说话的主要是苗旺和的父亲苗雨生，个子不高，花白头发，不那么起眼的老人，就是皮肤不像当地经常做农活儿的农民那么粗黑，而是相对带着点细致。

　　苗雨生说得不快，很清楚简洁。

　　姓苗，有点雨就能生长

　　“我们祖上是山西大同南郊的，现在和老家也联系。我们家是老爷爷——就是爷爷的父亲那辈来的。清朝时候的兵，过来收税的。

　　老爷爷在村上找了个对象，一直住在这里，没有回去。

　　爷爷是1913年出生的，今年93岁了，是个农民。在后边的那个村子三百营里找的奶奶。小时候家穷没人管，晒得头上起了一种病，都秃了，就叫苗二秃。

　　爷爷生了8个娃娃，两个女子、6个小子。有个小子生下不满月就给了人。

　　爷爷一直在农村种地，什么仗都没参加过。这边，部队都没来过。那个时候，傅作义在包头打仗，打炮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个地方，土匪什么的都有。反正家里穷，没财产，甚也不怕。

　　大爹，1939年生的。那个时候，哪也去了，哪也没干成，瞎跑。在包头的医院里工作过，在当地的兽医站也干过。20世纪80年代，前旗在附近开了一个云母矿，他在那个矿上掏矿石。后来云母矿倒了，他也退休了。那个时候，子女能顶班，他的大小子就顶进去了。

　　三爹，70年代当兵，在乌兰察布，是志愿兵。那个时候，国家管分配，复员到前旗供电局，后来在朝阳镇、小佘太镇都当过乡的农电站站长。现在退休在前旗。

　　三爹当兵后，四爹16岁就去了云母矿，家里生活得有个支柱。云母矿倒后，工人分流，他在前旗砖瓦厂、水泥厂和煤矿也待过。后来还是去了煤矿，明安后头的十一份子那儿，现在还在煤矿掏煤。这个煤矿已经被私人承包了。他属马的，53岁了，还在掏煤，老职工了。现在主要是修理路矿，算是安全工人。

　　五爹，在这个村子种地，农民。

　　一个女子在五原，全家种地。一个女子在上八百营村，农民。

　　附近还有一个下八百营村，还有一个地方叫伍千营，估摸这边以前都是驻军的地方。我们老爷爷就是当兵来的这儿。

　　来这儿的人原来都是山西的，后来才有河北的。大集体的时候，在这边找了媳妇的可以给下户。这个地方穷，希望有人来。

　　我是老二，连爷爷也没有见过。1945年生人，62岁了。记事的时候就是开始成立互助组，1955年改造落后乡，就是成立合作社。

　　大哥，叫苗过兵。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生的时候正在过军队，就叫苗过兵。

　　我生的时候，也是来了兵，就叫苗来兵了。后来上学，老师给改的名字，说是姓苗，有点雨就能生长，苗来兵给改成了苗雨生。但是改的名字没有叫上来，一般还是来兵、来兵地叫。

　　那个时候，有个小学文化就了不起，能到公社当会计。

　　我8岁就放牛，就上学。我的妹妹不大一点点，上午帮我揽一会儿牛，我去学校上学，下午回来我再放牛。先开始，牛是互助组的，后来成了合作社的。那个时候，是给人家放牛，别人的牛都往回端，我让妹妹帮我揽着，不往回端，下午放了学我再放会儿。开始牛是私人的，都是这家的、那家的，在一起放。后来，牛归了集体了。

　　往后，合作社改成人民公社。

　　放牛可以挣工分。

　　念了4年书，学习不行。说是4年，实际上，不是一年一年地念。家里农活儿忙了，就不让去了。16岁就离开学校了。

　　不念了，就不念了。学校又给我捎了几本奖状书。那个时候，学校让学生学习和劳动相结合，上学的时候给拔点草，农忙了让学生给生产队锄地收秋。我那会儿草拔得多，老师们表扬，还想让入团。我已经不念书了，还给选了个模范，捎回了几本奖状书。

　　咱们学习不行，考五年级考不上。看着早上背着书包去了学校，其实学得不行，就又跑回来，到了铁业社做学徒了。一开始，我做学徒，父亲还不知道。

　　小学没毕业，就学了木匠。在大队的铁业社，里面有铁匠、木匠、裁缝、修车的，大队组织的那么个单位。学了1年木工，也没学成。铁业社垮台了，收入不行，给生产队放不回钱来。那年，我16岁。

　　铁业社垮了，1965年，有教育方针，就是不念书的娃娃，组织耕读校。和一般的正经学校不一样，不忙的时候把不上学的娃娃叫上，教一教，算是个扫盲吧。

　　后来当了民办教师。

　　学校一放假，我就拿个斧头修修木头，后来慢慢地木匠活儿也会了。

　　我要是再坚持教1年，就转正成为国家正式老师了。那会儿，还参加过好几次先进耕读教师表彰会，作过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