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分两等。家里人口多，老大、老二都成了家，是按人头分了，有水库地十多亩，这是最好的地，还有机井地20多亩。加在一起不到40亩。

　　那个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父亲分了30几亩地。8个人的地，一个人平均也就是3亩多。

　　母亲也是山西河曲的，和舅舅错个七八岁，三四岁的时候，姥爷带着来了这个地方。母亲十三四岁的时候，姥爷、姥姥没了，很穷，没个办法，就当童养媳来到了我们家。我们家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三代了。”

　　吕润良这么说着，我又闻到了炒菜的大油味，外间屋有人进来后来回走动。吕润良解释说，他叫妹妹来给我们做午饭了。

　　“母亲生了我们弟兄3个、1个妹妹。

　　老大，以前在大佘太镇的供销社纸厂，后来不让干了。纸厂有地，就分给他了。有分门市部的，也有分地的。他当时是个副主任，分到60来亩地。没结婚以前，也是在村子里，十八九岁初中毕业在大队开链轨车，就是耕地用的车，在村里印象很好。当时，大队里最好的就是刚买回的这种车。

　　当时，从3个村子里要选两个人开车。有个大队书记的孩子想开都没选上，因为在村里，这个孩子的印象不好。那年，大哥21岁，供销社选人，他又到了供销社，在门市部卖了两年东西。

　　那个时候，供销社后面有个小院，里面放着铁锅之类，是个货场。供销社门市部的一个负责人为了考验他，把一个钢笔放在那个小院里。过一会儿，打发他到后面提货。钢笔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他就拿回来，到处问：‘谁的笔？’谁也不答。他也就把笔插在一个醒目的地方。

　　过了几天，那个负责人就对他说：‘我是故意把东西放在那的，就是想看看你。看来不错。’他对待顾客也不错，这就有了信任。

　　那个时候，大佘太的供销社是全旗最好的供销社。1982年、1983年，供销社买了个五十铃的卡车，就让他跟着司机师傅学。七八万一辆，那时，全旗就这么一辆。两年后，供销社又买了个‘2020’，是从包头买了个旧的，给领导坐的，他就又给开上了。过了两年，把他提成业务副主任了。

　　老二，念书的时候，数他学习好。大集体的时候，我们叔伯二爹，是小队的会计，他有心脏病。我二哥那年正在念高中。

　　叔伯二爹心脏病厉害。那个时候，不敢让外人接，就让二哥过来替他办点事。

　　过来后，二爹就指指点点，可这就影响了二哥的学习。当时，恢复高考后不久，他没考上大学。

　　第二年，他还想复读。村里人说，你念了书，也还是工作，不如就在这工作吧。这年，二爹就没了。二哥当年也就十七八岁，就把这个会计接上了。

　　刚当上会计，包头的到这里来拉西瓜。人们抬上过秤，一班队里领导都跟着，他本来看着像个小孩，站在秤前头。一个包头来的领导，看着这个后生站着不动，也不搬西瓜，就掰了个臭西瓜给他。

　　他把那个臭西瓜给丢了说：‘明明是个臭的，你不吃，干吗给我？’就给扔了。

　　后来，队长过来说，这是我们的会计。

　　二哥，现在是大队书记。集体分开以后，单干了，当了几年大队主任。大队书记退休后，又当了大队书记。

　　妹妹给聘在忠厚堂村了。

　　我就来这里养牛了。”

　　两次参加“羊绒大战”

　　我忽然觉得，这个村的名字很好，也许有什么传说之类。就问：“‘忠厚堂’有什么讲究？”

　　吕润良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本村人，没有打听过。

　　我原来也在村里单干了3年，种地。

　　1981年初三毕业，复了一年班。那个时候，老大不在这，老二没分开，就在一块种地了。

　　1984年，供销社招聘，也是考试。当时，我大哥在供销社，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啊。

　　进去，也在门市部销货。刚进去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副主任了。

　　1991年，还是1992年，供销社解体了。我出来在街上做点买卖，收点羊绒什么的，流动买卖。做了十来年。

　　刚一开始，跑得可以。

　　有个朋友，四队的，在街上住。他岁数大些，做羊绒羊皮。那个时候，我刚出来，有人家在街上做服装，我不懂，就选了这个活和他一起干。到了年底，钱都是他管的。

　　这个活，当时还是比较好的活。只要信誉好，能从朋友那贷得出钱来就能做。当时，很难从信用社贷出款子来，一般都是从朋友那以3分利借出来。咱们还是有点朋友，可以借出款子来。当时，我抬了3万块钱，就是问街上的有钱人借的。那个时候，自己的亲戚都没钱，自己手上也就两三千块钱。

　　当时做羊绒，还挺顺的。

　　那个时候绒相当贵，一百六七十块钱1斤。一般都是到小佘太、中旗、乌拉山、明安收。1996年上到210块钱1斤。

　　我们两个人收，一起出去，他提钱，我记账。就是相信一起做买卖的，让人骗了。说是一起做，后来钱就不给了。”

　　说到这，吕润良的妹妹拿进来一个切开的西瓜。西瓜很甜，我们一边吃着，他继续说着。

　　“一般一次收个一两百斤。那个时候，外地的，大多是河北的，还有就是伊盟的羊绒衫厂，来人收购我们手里的绒。

　　看情况，好的时候每斤加个四五块，差的时候也加三四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