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想不开。这几年想开了，小孩也听话了。就他爸不听话，不听话我也不理他了，就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了。

　　现在上地，主要是除草，种的豆子地再补点种子。

　　小麦，每年留600多斤口粮，加200来斤种子。小孩读书花钱，身体还好。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我更觉得好些了。政府这么关心我，照顾我。好好活吧。”

　　中午，我在这家吃了饭，但是没有再在这里休息就回到镇上去了。我实在是舍不得吃掉那个大西瓜。我听她说，孩子们马上要回来了。我希望，她的孩子能吃到这个西瓜。

　　他参加过两次“羊绒大战”

　　一位改革开放以来从镇村结合部成长起来的农民商人。早年在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倒了后自己出来做生意。最壮观的是全程经历了1998年、2001年两次“羊绒大战”。在几次被骗折本的情况下，投奔外父，成为当地的一个养牛户。养起牛来又是一番甘苦。

　　这家在大佘太镇忠厚堂村。

　　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有着铁栅栏的大门。院子的西南边有两套连在一起的砖房，是一家人住的地方。房子只占了全院最多三分之一的地方，所以让人觉得这个院子格外大。

　　进门来，是当地常见的左右两个套间、中间一个小厅的样式。左边的套间较小，一盘大炕基本上已经把空间占满了。右边套间要大些、敞亮些，没有床，看来是做待客用的了。沿南窗户下是一个罩着半旧的单子的转圈沙发，北墙前靠东站着一个20世纪80年代早期样式的酒柜，就是那种半人高、有着一层玻璃隔层的柜子。柜子上放着一台老式菲利普牌彩电。剩下的大部分墙面的正中贴着一张奖状。我凑过去一看，原来并不是我们资助的那个女孩子的，而是她弟弟的。这间房子的西南角立着个冰箱，离冰箱不远的西墙前还摆着个浅绿色的洗衣机。

　　孩子的父亲吕润良请我坐在沙发的一头，他坐在沙发的另一头。

　　这是个身量不高、不胖不瘦的汉子，一脸的精明，腰带上别着手机，衣裤虽然不是很干净，但是还是给人一种比较在意衣着的感觉。抽的是纸烟。总之，不太像以前见过的农民。

　　关于他，我听到的介绍是，做生意赔了不少，现在是一个养殖专业户。

　　勺头山边的天巨德村

　　关于我的来意，教育局的同志都打过招呼了。我们之间也没有更多的寒暄。他只是解释，这不是自己家，是一个租住的地方。他在这个村子里养牛，就租了这么个院子。当然，一讲起来，还是要讲自己家的故事了。

　　“我们这家是从老爷爷——就是爷爷的父亲——那代来到这个地方的，他们大概弟兄4个。老家那边主要是吃不好。

　　刚来的时候，到的是大佘太镇北边的天巨德村。

　　这个村子靠着两个村子。一个叫麻圪卜村，这是蒙古族人的叫法；一个叫后圪卜村，这是汉族人的叫法，就是在那个村子的后头，有个圪卜。圪卜的意思就是低地，可以存水。

　　当时，这个天巨德村子也就三四户人家，属于蒙古族人的地方。村子靠山边，往正北四五里地对正的地方，叫勺头山。那个形状像个勺子。

　　在那定了居，开点荒地。那个时候，水很浅。

　　来的时候，已经带着老奶奶和老爷爷过来。后来我们上坟的时候，老爷爷和老奶奶，爷爷和奶奶，都在一块埋的。

　　老爷爷和老奶奶生了5个儿子，没听说有女子。

　　老大和老三——老三就是我爷爷——在一块，在天巨德村，给地主种地，喂马。刚上来的时候，弄一小片地，维持生活。后来就是给人打工，喂马，种地。

　　老二、老四后来不在这边了，分散了，干脆没联系了。

　　就知道老五去了五原什么村，种地。现在那边还有一个他的小子。

　　我爷爷始终在这天巨德村子里。爷爷没的早，也就60多岁。

　　奶奶也是家里种点地。从记事起，就叫奶奶‘娘娘’。”

　　那会儿赶车的挺牛的

　　吕润良正说着，进来了一个老人，是孩子的姥爷。老人刚坐下，手机响了，又转身出去。还是吕润良接着讲，说是讲些奶奶讲过的印象深的事情。

　　“奶奶生了3个小子、两个女子。

　　二爹，在大佘太北面的什那干村，放羊，种地。什那干就是勺子的意思。那里是半农半牧。

　　三爹，在白彦花镇的良种厂那块，种地。

　　两个姑姑都在天巨德村，嫁在本村，种地。

　　父亲是老大，一直在天巨德村。大集体时是赶骡马车的，那会儿是最好的职业，相当于现在的司机，必须是村里印象好的人才能干上这个。

　　听父亲说，那会儿赶车去包头，要好几天，路上还有求搭车的。挺牛的，觉得了不得。

　　后来，就在集体里放羊了。大集体分成小集体的时候，一个村分为4个自然村了，他又继续放羊。大概是1980年以前，放了三四年的羊。

　　1981年，分田到户，每人3亩多地。那时候还没打井。农具给分成一片一片的。比如分骡马，20个人和30个人分成一片，有5个骡马。小片里再分，一个小片里1个骡马。如果大家都想要，就抓阄。谁抓着了，再掏钱，别人把钱分了。农具也是这么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