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上的是宏志班，比正常上省钱。每个月给补60块钱。
这个娃娃念书，我就没去过，开家长会也没去过。她在前旗的姑舅姐姐去的。去年她的班主任下来招生，我们叨唠了一会儿。我说，你们开一次家长会我去一次，来回一次，要个20多块钱，也不现实。不如省下来，给孩子多吃一点。
这里，小学上了三四年级都要去明安中心区。村里十来个娃娃，念上两个班，三年级的娃娃就要走5里地。夏天还好，冬天没点毅力可真不行。天不亮，就要去了。那时，4个孩子，一人一辆车，每天去。咱们这个光景也买不起好车，就是几十块钱的车。每天回来，我就是修车工。
后来，上了初中，可以住校了，就在那边租了个小房子，4个娃娃住在一起，大的带着。送顿饭过去，他们可以吃好几天。”
值得欣慰的是，陈志荣的女儿后来考上了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专业，而且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我自己能行”
孩子两个，父母壮年，但是地太少了，一年的纯收入也就4000来块钱。男主人是个远近闻名的懒散人，所有的农活都由女人承担。女人一气之下和男人离了婚。当我们去探望的时候，这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女人很倔强地说：“我自己能行。”
上次来这家的时候，还是属于朝阳镇应州渠村。再去，已经改名叫明安镇应州渠村了。经过撤乡并镇的改革，朝阳镇与原明安镇合并，但保留了“明安”的名字，因为在历史上，“明安”更有名气。
被资助的孩子是一名初三女生。她的母亲叫张秀英，1960年生人，父亲叫丁四，1956年生人。
记得曾坚决地拒绝过
能够记得上次来的场景就是，当我把装资助孩子的钱的信封递给张秀英的时候，她竟然推辞了。当她以绝对有力的动作推辞了好几次以后，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内心的坚决。就在我很无奈也无措的时候，随来的镇上干部发出一声低而威严的断喝，张秀英立即软了下来，接受了捐款。
拒绝的坚决让我当时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那是这个地方最冷的时候，她身上穿了一件到膝的浅色羽绒服，显得相当臃肿，裤子和鞋都是深色的。这里，所有的颜色最好是用深浅来描述，此外的细节就都是模糊的，因为，除了她的脸部外，身上的衣服都是沾染着各式各样、不同时期的而且肯定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土、灰、尘。当然，作为一个出来见客人的主妇，她的脸虽然肤色昏暗但还是干净的，头发也还算整齐，就是手比较粗糙而且很有劲。但她的态度和动作却是相当有礼貌的，声音也很节制。或者说，她的举止显示受过一定的教育，只是衣着意味着生活可能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
推辞的时候，她重复了好几遍同样的话：“我们这么年轻，不能接受您的救助。我自己能行。”如果说这个话已经给我以深刻印象的话，她在推开我的手的同时，推开的另外一双试图拿钱的手，给了我更深刻的印象。那双手属于一个干瘦的中年男子，两眼蒙眬，动作有些摇晃，嘴里喷着酒气，甚至因为我没有把钱直接给在他手里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张秀英的丈夫丁四。
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显然是这个女人。而丁四不知道是怎么被人拉走的，后来没有见过。
带着这些记忆再次来到这家的时候，又看到了些新东西。
天已经转暖了，张秀英也不再穿那件臃肿肥大的羽绒服了，而是穿了一件蓝底碎花外衣，头发剪短了，虽然身体已经开始发胖了，动作却利索得很。
她的屋子不大也不小，进门的左手是一个铁皮炉子，炉子靠的墙上贴着一张奖状，奖给她的女儿“初三年级语文竞赛优秀奖获得者”。右手是一个低矮的灶台，灶台后就是占据整个房屋一半的敦敦实实的大炕。这边的人家，因为天冷，一般炕都是和窗户保持距离，这家的炕正好窄的一面临窗。窗户的上半截是窗纸，下半截是玻璃窗，玻璃已经用心地擦得十分干净，上午的阳光充满活力地洒漫进来，照得屋子里敞敞亮亮的。看得出炕上经过了认真的收拾，所有的物件都整齐地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像叠起来的被子大小那么摞着，外面还罩了一个浅绿色的床单。
我刚刚在对着门的一个四方折叠桌旁坐好，张秀英也刚给我倒上茶水，就又立即起身说了声去买点什么。等她走了以后，我才隐约听到外面有人叫卖水果之类。我没有过多在意，只是又细细地打量这间屋子。
围着炕边的墙纸看来已经很旧了，内容是三国故事的连环画，刘备、关羽、张飞、曹操、貂蝉之类的人物仍然清晰可辨。如果没事的话，躺在床上看，是可以看得津津有味的。
一个大木头柜子，漆成橘黄色或者曾经漆成橘黄色，立在炕的另一头，看来是衣柜。一个斑驳的白漆高低柜站在旁边，一台外壳污浊的14英寸黑白电视放在低柜上，商标只看得清“TIANE”几个字母，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低柜旁边有一个缝纫机，机头用一块难以名状的暗色布罩上，下面的一侧支架却是用砖头架起来的。
地砖就是砖头，和夯土在一起，特意撒了水。靠近门口是一个大缸，大缸和门之间就是那个铁皮炉子。我这时才记起上次来的时候，这个炉子原来是摆在炕和墙之间的中间位置。应该是因为天气转暖了，就不在屋子里生火了。原来放炉子的地方放的就是现在的这张折叠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