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距尤家圪堵30来里地，那边的土质比这边要好。

　　那个时候，粮食1毛多1斤，粮价低。种麻子，最好的2毛多1斤。现在这粮食价格是可以的。

　　现在，粮价是涨起来了，但生产资料价格也涨起来了，都给抵销了。现在生产资料涨价厉害，柴油涨到5块3了，那个时候5毛2，正好10倍。

　　这个地方，土质不行。一样当农民，大佘太镇的农民就好。历史上说‘瘦明安’，瘦在哪了？瘦在土地上了。人家尽是黑土地，咱们这是砂质地。这个地方种地不行，适合养牧。人家那个地，玉茭1亩能产一千六七百斤，我们这里能上1000斤就不错了，还得是好地。

　　马七女村自古就是明安镇最穷的地方，土质差，风沙大。一刮风，人就说，你们马七女又刮得看不见人。

　　现在，来了村子，看着好看了。这是沾了1996年地震的光。

　　那个时候，旗长来了一看，旧村子震得乱七八糟，不能重建家园。就往旧村子的北边，挪了整个一个村。原来的旧村最北边的，就是现在新村南边的新一排。

　　乡里出了钱把原来的老村子都给推平了，想在老村子里种地。但是，那地方尽是砖瓦头，也种不下。

　　那个时候，常有领导来看。

　　规划的新村子，一排排的新房。一共7排，每排7户。都是砖房，方方正正的院子，700来平方米。

　　房子是自己盖的，贷的世界银行的款。

　　1996年地震后，每户人家给2000块钱盖房。社会各界也给了捐款。到了1997年，盖正房的时候，世界银行贷款，每户给了8000元。后来，正房南房都盖起来，没院墙。不让土打墙，每户人家又给了1000块钱的砖，做院墙。乡政府出面给的。”

　　我问，“为什么没有给钱？”

　　陈志荣开心地笑了起来：“不给钱，怕喝了烧酒。

　　我看包头的报纸，说扶贫办去达茂旗看望困难户，给了3只羊。过了一年再去看，一只也没了。问哪去了？说就给3只羊能干甚了，换了烧酒了。

　　贷款是1999年开始回收，那几年下来，人就是没钱，只好打下玉米就给人玉米。逐年还，能还多少还多少。贷10年，一年还800元。到今年，正好10年，都没还清。

　　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都是空壳子，不能住。世界银行的领导来检查。那个时候，正好有个生态移民款。我们退了点地，种上柠条。国家就给了我们每户9000块钱，其中一半打给世界银行还贷款，剩下的一半就换成了门窗、玻璃。

　　现在有50来户。娶了媳妇、生下小子的算一户，开始算是47户。又说漏了1户，他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不在。后来也给补上了，算是48户。是按49户建的。

　　这房子当时盖的。正房是两万多块，不包括装修。

　　我们这个在村子里算是标准配套。棚圈、青贮池都要做起，不管有羊没羊，都这么做了。都算在那4500块钱里面。需要砖，拉砖；需要水泥，给水泥。反正不给钱，就是督促你做这个事情。人家上头也验收。说是一户户都给了，来验收，看没做起的也不行。乡政府有他的办法。这个营生也不好做。

　　1997年到2003年，又当了队长。实际上就是上头吼喊做什么就做什么，老百姓说是上传下达。那个时候，给上300块钱，实际就是花上300块钱雇这个人，要摊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去。

　　那个时候，小队是自然村，国家正式叫村民小组，咱们叫社。

　　不管哪个家庭，咱们庄户人家，也是盼子弟上个大学。”

　　就这一个最小的女子，典房卖地也要供了读书

　　孩子的母亲郑二梅坐在一边，看着我们说得热闹，表情也随着我们的聊天很丰富的样子。我就直接请她也说说自己。

　　“我们是山西原平人，早到这来了，好几辈子了。老爷爷清朝那会儿来的。没见过爷爷，爷爷60岁上没的。

　　奶奶养下7个孩子。大爹活了60来岁没的，不记得；大姑出嫁后没了；二爹19岁上没的；四爹今年70来岁；还有二姑活了80来岁；三姑和四姑都在；老三是我父亲。

　　父亲现在79岁了，生了我们姊妹6个。大小子在梁畔村当大夫；二小子是明安中学的校长；老三还是小子，在梁畔种地；大女儿在月圣功村，种地，不多点，她男人在那个铁厂打工；二女儿是我，是正二女儿；三女儿在大佘太镇，种地，那个地方的地比这的强，强也是紧，供着两个学生，儿子也是今年高考。

　　母亲封建，女子一个也不让念书，就是劳动。我是八九岁上就跟着父亲放羊，一天书也没念，说不了话。”

　　说是不能说话，郑二梅的话却越说越快，说得脸上泛起了红晕。陈志荣看着，笑了起来，咧着嘴说：“不认识字的，没人要，我就娶回了。”

　　听了这话，郑二梅一拧脖子说：“几百块钱就娶进来了。一个踩踏缝纫机、一个车子、一块他当兵时候的破表。进了门，几间土房，就一个大红柜子，现在还放在那屋了。”

　　陈志荣也拧了拧脖子：“那个时候，那个表就不错了，上海表。三大件都全了。”

　　郑二梅厚道地点了点头：“那个时候穷，生下的头一个就是女子，连奶粉都买不起。

　　三大件才500块钱。缝纫机是高价买的，一般是买不上的，车子180块，手表1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