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的时候，还把遗体埋回了周家白道安祖坟。

　　爷爷送走了奶奶，又返回北城子村。后来娶了第二房，也姓李。这个奶奶也是原来老汉死了的，才又嫁给爷爷。

　　那边，家家都有‘亡书’，人走了后，往上贴个名字，祖辈传下来的。大概2尺长20厘米宽，白纸对折，上面贴红纸条，写着：某氏哪年哪月。过年的时候，还要烧香摆供。

　　家族里专门有人来编这些，但这个不能说是家谱，因为活人不能往上写。

　　一房奶奶生了2个女儿、3个儿子。大女儿从上口嫁在了马庄。二女儿嫁在白道安本村一家姓钟的人家。

　　老二是儿子。解放以前是党员、村干部，在南城子乡当过领导。后来，20世纪50年代，在涞源县商业局当过领导。70年代，退休回了白道安，又在村里当干部，种了十来年的地。

　　老三就是孩子的爷爷，在南城子乡燕窝大队，一家都是农民。那个时候平均下来，连一亩地都不到。

　　两个老人都是党员。爷爷当过上口生产队第5小队的队长。地里不忙了，就做小买卖，从唐县贩枣子、粗布过来。奶奶在大队做过大队妇联主任，当过演员，唱过戏，是个红人。”

　　说到这，孩子的父亲咧嘴笑了笑，有些替老人骄傲的味道。

　　“他们生了5个小子、2个女子。

　　大女子没有念过书。二女子初中毕业，嫁到走马驿穿堂背村。

　　大哥是教书的，北城子高中毕业，考大学也考上了，但是家庭困难，没念起。连校长都来专门做工作，就是没钱，念不起。1964年，他在葛门沟小学教书。大嫂也是教书的。

　　大哥还在县的公路指挥里干了几年，也是个领导，干过公路测量。嫂子教过初中。

　　1979年或1980年，大哥一次在山路上骑车，刹车失灵，掉到悬崖下面，把神经摔断了，一年后死的。不然的话，也能从民办教师转正。

　　大嫂后来也不教书了，带着3个娃娃去了保定的李县。3个娃娃都是初中毕业，1个小子，2个女儿。都成过家了，都有了娃娃。娃娃都在毛纺厂上班。”

　　不知道为什么，话说得越来越有气无力甚至有点断断续续，孩子父亲的声音渐渐微弱直至停了下来。我没有抬头看他，只是用余光扫了一下，看见他低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微微笑着，才接着说起来。

　　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

　　“我和我哥是双胞胎，1951年生的。他生了两个娃娃，嫂子找的是燕窝村的，和我妈是一个村子的。

　　他的两个小子现在也不念书了，不愿意念书。那个地方也偏僻，上学也不好好上。现在，初中毕业后开三轮了，就像咱们街上的那种三轮。

　　我的这个哥哥脖子底下长了个大的甲状腺肿块。那年，有个海军医疗队在村子里住的时候给割了，一分钱没花。人家解放军尽义务，挺好。我们兄弟几个文化最低的是他，才高小。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是1958年，小的时候，可能耍火药了，一弄就把脸给淬了。还喜欢在河边玩水害人。小时候，可能害人了。

　　1972年在村里、县里，跟着大哥修过公路、铁路。这年的冬天，当了兵。那年是全国征兵。1972年12月入伍，1977年3月退伍回来。

　　在部队上当过班长、副班长，得过连的嘉奖。我是以前在学校里入的团，到了部队没入上党。

　　当兵是在沈阳市东陵西街，空军的通信兵。

　　那个时候，部队的服装还没有变，上黄下蓝。在部队主要搞收发报。复员的时候不给安排工作，那些技术也没有用。

　　退伍时，部队给了一点安家费，带回来150块钱。那个时候当兵，一个月6块钱。从部队回来了，就有人介绍对象，是高家台的。

　　在村里干了一年。家里有地，一个人也就5分地。

　　然后，和四弟一起去东北搞建筑，盖房。在齐齐哈尔的胡中林业局还抬过木头。

　　又去了漠河，那有金矿。去过加格达奇。

　　去东北，走的时候带了50多块钱路费，回来的时候一分钱没带回来。8月15日上火车，从齐齐哈尔到北京，再到河北，坐了4天4夜。下了火车，已经不会走路了。

　　后来，还跟着包工头去过太原给哪个企事业局盖楼，当抹灰工。”

　　说到这里，他的话好像自然地停住了。他就保持着那个姿势，右腿架在左腿上，两个手交叉着搭在右腿上，背微微弓着，低着头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偶尔看我一眼。他似乎在犹豫，说的这些东西是否让我感兴趣。

　　到山上刨药材，自己挣学费

　　我正耐心地等着他继续说点什么。孩子的母亲似乎是个急性子，看着老公不吭声了，自己就说开了。

　　“我从小8岁上没了父亲，9岁上母亲嫁在本村。姊妹多，我是老四。

　　1958年刚记事，爹娘都在吃食堂。就用那么一个盆领饭，也只能用那个盆领饭。有一次去打饭，走在路上，下了大雨。我走了3里路，就是为了送那个盆。

　　6岁上，大姐结了婚。到1961年，我8岁那年，4月上，大姐就病了。

　　到了7月，弟弟，小我两岁，死了。10月上，爹走了。

　　是跟着后父亲长大的。母亲嫁过去后，又生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今年都46岁了。当年，母亲也是为了拉点吃的，才这样又嫁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