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结婚，没有多少彩礼。一个婚礼六七百块钱就可以办下来，最多的1000多。就是买点衣服、铺盖。婚礼请客，答礼的就几块钱。”
“她在4个姐妹里是个紧后后。我们没有要彩礼。人家给了1000块钱，我们家里给回了300块。”姥姥说。
“王峰尽念书，农事上不通行。
他们家在蓿荄九队，地不多，盐碱化厉害，后来搬到沙脑包。那时，蓿荄和沙脑包都在一个乡。沙脑包要成立良种厂，从同一个乡的别的村要人。王峰找我的时候，已经搬到沙脑包了。
刚去沙脑包的时候，没有地。一般根据土地情况，5年才调整一次。成家的时候，我没有地。王峰有2亩4分地。一年后，生了孩子，我们娘母俩才有了2亩2分地。3口人一共4亩6分地。
原来以为这个地方培育良种，应该收成不错。没想到，沙脑包要的人太多，水上来不容易。人多地少，水也缺，日子有点过不去了。1994、1995年，王峰就去了苏独仑外父母家，给人放羊。也是个儿愿意的。
放了几年羊。1997年他外父没了。没人招呼了，1999年只好又回来。”
“我们是两家合成一家。她家的老伴没了，我的老伴没了。”姥爷笑哈哈地指着姥姥，给我解释了一下。
“蓿荄这边的地早就包给别人了。现在再回来种地，这边还是缺水厉害。种粮食收成太少，过年都过不了。只能多种菜，夏天种点小圆菜、葱、玉米。割了小麦，才能种白菜，到了秋天卖。赶上机会就卖，赶不上就塌了，冻在地里了。
在苏独仑的时候，开始知道有小脑垂体的毛病，医生说是一种什么骨髓空洞。是有了娃娃以后才知道的，以前不知道。
生下孩子后，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后，这个病发展得就快了。腿也开始有毛病，做不成营生了。
但还是要做。种大田，种菜。一年种两茬。这个地方抬菜，都要女人做。捆菜、装车，都是女人的活。王峰就卖菜，回来装车。
种菜，一年毛收入5000多，纯收入2000多。去年，收入了二三千块钱。
王峰也去外头寻营生，可是寻不下。我们就那5亩地。
每年贷点款，开始是2000元，后来是5000元。一共有2万多元。一般都是1到3个月的贷款，买些农资，给娃娃报名念书。秋天再还，至少要把利息打了。银行的钱必须还，不然就不给贷了。”
“她哥哥种的地多，帮着还贷款。这还欠了亲家姊妹和邻居的钱。”姥姥说。
“娃娃的学习还行了。小学在沙脑包上的，娃是个拔尖的学生，老师都喜欢。现在念初一，住校。吃也吃不多，身体不好，时常有点毛病，今年光看病就花了七八百块钱。娃就是有了病，也不误上课。
老师说，这个孩子脑子还是可以的，让我们上来陪读，能给她做饭吃好。
今年上半年，就在这了。他爸爸在这边打工。这里有房，能省点住校费。学校里，不管吃多吃少，都是那么多钱，买饭票。我给她做饭，可以省点。娃的病也少了，比起刚上的半学期，身体好多了。
娃娃大了，也懂事了。”
这位还年轻的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怔怔地呆了一会儿，继续说：“老师对她很关心，挺好。
娃娃可有上进心。要是考试没考好，就可灰心了，要是鼓励鼓励，就可有劲哪。
老师的鼓励和父母的不一样。哪个老师鼓励了，就对哪个老师感情不一样，哪个科目也就使劲学，哪个科目就上来了。”
说到这里。这位母亲又开始发怔了，脸上交替呈现着梦幻和恐惧的表情，令我心中愕然。
“她是做了手术才成了这样，手术致残。前年拿上的残疾证。她现在手僵得做什么也不成，半身好像不由自己使唤。”姥爷说。
孩子的母亲听着，又开始抽泣。大概抽泣了几分钟以后，起身说要回去。因为回去的路上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要搭过路车，下了车，再走2里地。要是晚了，就赶不上浇地了。
共产党来了，咱的信心也就来了
送走孩子的母亲，姥爷继续上午的话题讲起来。
“1945年的9月到1946年底，给张天地保揽长工。1946年时东家说，秋天给3亩地的收成做工钱。一想，3亩地能打3石粮食，就应了。但是，到了年底，东家也没给。我就不给他干了。1947年去了李外元那里。解放后，我才把粮食要回来。
1947年，给李外元揽长工。说下一年给5石糜子做工钱。没料到，他的地，四五十亩，都让水淹了。那个时候，没有拦河坝，大水一涨起来，就漫了滩了，蓿荄全是水。他没了收成，我也没有。只好再出去打零工。今天去这，明天去那，就是这么个。
1948年，给房老儿揽长工。有什么干什么，以种地为主，吃住都在他家。一共种了60来亩地，两个长工。后来给了900斤糜子做工钱。
三人出门苦小小。1945年14岁到1948年17岁，这几年揽长工，可受了罪了。别看岁数不大，干的都是大人的活。
到了1949年，没解放的时候，不揽长工了，只找零活。春天，挖渠打坝。夏天，锄地收夏。秋天，收秋打仓。
这年没揽长工，挣的钱不少。挖渠，不给钱，只给市布。挣了两个“市布”，一个5丈5。一丈是3米，共33米市布。还挣了200多块钱，国民党的钱，当时叫‘关金币’，日本人叫‘蒙疆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