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978年上的巴盟师范，1980年毕业分配在蒙二中，教了10年书。今年48岁，提前退休，回来伺候老人。

　　这房子都是1992年以后建成的。现在家里有800多头羊，全是山羊。养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就是用来拉饲料，拉套。一年能有个4万来块钱。

　　有两个小子。一个高中毕业，去年考上民族大学。一个在呼和浩特蒙校，今年考高中。

　　50亩饲料地。今年种了20亩玉米、20亩苏丹草。苏丹草是一种饲料，喂羊，也喂大牲畜。

　　玉米种子花了300来块钱，苏丹草种子花了400来块钱。今年籽种涨价，这点草自己种不上，雇人，一个人一亩地给65块钱、5斤面、3两油，也就是浇点水、锄两遍地。今年请人，耕地一亩12块钱，耙地一亩10块钱。雇的多是甘肃人。

　　800多头羊，已经抓绒了765头。每头抓绒7两1，一共538斤。1斤卖了157块钱，合起来卖了83000多块钱。一年的收入就是这个。

　　培养两个娃娃，一年要花4万块。

　　去年种了25亩玉米、17亩苏丹草。25亩玉米总共打一万五六千斤。去年不够，又买了60亩的玉米草料，一亩70块钱。年前每斤玉米5毛钱，过了年就是5毛5了。这800来头羊大概需要100来亩草料。

　　现在，牧民都靠养羊生活。有这么个想法，数量必须限制，质量必须上去。一定要换种公羊。完全改种，1头羊可以产1斤绒。今年，1头羊平均7两绒，最好能平均达到9两绒。原来大集体的时候，1头羊也就四五两绒，一等绒每斤是4块5毛钱。”

　　我很惊讶，记得从以前去的牧民家里了解到，一般1头羊能产七八两绒就不错了。我问他：“能产9两绒是哪来的种公羊，你有几头？”

　　那森陶格陶听了很高兴，接着说：“800头里只有5头种公羊，都是自己买的，是达旗的朋友从辽宁富县贩过来的。盖县的绒头太粗，富县的绒头细。公羊要好几代后才能逐渐变成纯种的。最好是把母羊也换种，但是暂时还换不起。”

　　“一年收入8万多元，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我问。

　　吉仁内玛说：“这是这个地方收入上等的。”

　　嘎乌力吉说：“这个嘎查有370多人，90多户。有两种经济形式：一部分人在乡所在地周围，以农耕为主，也有羊，但是没这里多；一般人在山上放牧，目前还没有计划给移出去。一般人家都是五六百头羊。他们是这个嘎查的第一户。还有一户也有近800头羊。

　　就养羊而言，一年能纯收入4万元，也很了不起了。”

　　那森陶格陶说：“大小子念4年出来，最少要10万元。”

　　当年的西公旗有三股势力

　　说着，那森陶格陶的夫人已经端上饭来了，有土豆炒肉、沙葱白菜腌菜和米饭，当然还有酒。

　　我们几个风风火火地一会儿就都给吃完了。沉默了很久的嘎乌力吉老人似乎憋不住了，不等我问什么，自己就接着自己的话头讲开了。

　　“那个时候的3首歌，内容属于教化的性质，很正统，没有乱七八糟的，都是主题歌。最早的时候，办喜事就唱这3首，更隆重的唱6首。

　　婚礼上等次很分明。带着整羊背来的人和带整块茶的人，得到的回礼也不一样。带上整羊背来的，就是贵客，回礼就是一条哈达和四分之一块砖茶；如果带的礼是一块砖茶和其他的东西，回礼就是一条哈达和八分之一块砖茶；如果是一个包包，相当于点心之类的，回礼就是一条哈达。都是当场答礼。

　　这个回礼，不仅这里一样，哪都是一样。必须答礼，不能让人的包空着回去。当然，这是那个时候的礼节，现在不太适用了。现在你也不能人家给上100块钱，你答上10块钱。对吧？”

　　说到这，老人喝了口清茶，抹了抹嘴，好像怕别人插话似的，赶紧接着说起来。

　　“原来西公旗的政治斗争比较复杂，而且比较残酷。

　　清朝有一年，朝廷把三个旗的王爷都请过去。说是南方有个案子，请三个王爷去审这个案子。

　　犯这个案子的人的地位比较高。这个人虽然戴着手铐脚镣，但是上堂的时候，王爷都要站起来。只有西公旗王爷后面的师爷一脚把王爷的官袍踩住，王爷没能站起来。

　　那个人一看，挥了挥手说：‘你们没有资格审我，只有那个坐着的人有资格审我。’

　　所以，只有西公旗的王爷审了案。半年后这个案子审清了，那个人没事了，王爷也该回本旗去了。皇帝很高兴，就嘉奖了王爷，也看准了王爷身边的助理。那个时候，分前后八旗，满族八旗大概是前八旗。看准王爷助理是个人才，就让他去后八旗任职。

　　这个助理很重义气，没先去上任，而是先把王爷送回西公旗。王爷很高兴，开了三天宴会，宴请这个助理，并送了很多礼物，这才让上路。但是，他在山嘴那埋伏了兵截住，把助理软禁到德布斯格庙附近的沟里了。

　　皇帝也关心这个人，问过王爷。王爷说，已经上任了。

　　哪知道这个人口才极好，就说动软禁他的王爷的兵：‘我不是一般人，是皇帝派我上任去的，你们跟上我走吧，都有官做。’鼓动得差不多了，王爷也知道了，要害他。把馒头塞在他嘴里，用羊腿棒骨硬塞进去给噎死了。

　　这个人叫道格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