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有两个白发苍苍的人。一个是真正有些衰老的老人，另一个只是头发正在变白的中年人。他们都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黑红色的面庞。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中年人，身材很高而有些单薄，穿着件浅蓝色布衫，敞着怀，暗红色的胸前文着一匹飞奔的骏马。他上身还斜背着一个真皮的盒子，很像枪盒子却又不是。他看我注意他，就解释说，老人是这家的主人，而他是偶然过来帮忙的。

　　老人把我让进里面的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们隔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铝盆，里面放着大饼和奶食，看来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午饭。我没有多客气，用奶茶泡了炒米，吃着大饼。大饼看着很一般，一入口竟然很香，很新鲜。我连声叫好，蓝衫中年人厚道而不乏得意地笑了笑，拿起旁边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口。

　　坐在我对面的老人的身形略有些佝偻，看得出在观察我，也在琢磨着到底和我说些什么好。也许我对大饼的叫好一下子缓和了什么，老人很自然地介绍起自己。

　　“嘎乌力吉”，全前旗也没有和我一样的名字

　　“这个地方以前是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白彦花嘎查哈雅尔忽同。现在，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给合并到阿勒奔苏木了。

　　哈雅尔忽同是两眼井的意思，以前这里泉水很多。

　　我叫嘎乌力吉。前面的嘎字，是个藏文的开头。乌里吉是寿辰的意思。过去，到处都是喇嘛，生了孩子，就专门提上东西，奶子、黄油什么的，去庙里求个名字。这是很有道行的孟克宝音老喇嘛起的，全前旗也没有和我一样的名字。

　　我今年66岁。牧民。当过大队队长、书记21年。

　　我们老两口有3个小孩，全部成家了。现在和二小子一家一起生活。

　　有个马群，十几匹马，还有绵羊200多头、山羊300多头，有饲草料地30亩。

　　我爷爷辈在这个嘎查的巴彦温杜尔沟上住。爷爷的弟兄有5个。

　　我能记得最清楚的是姥姥，也在那一带住着。

　　为什么要搬到这？因为姐姐嫁到这里。

　　母亲叫嘎日布，父亲叫塞力布杂布。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民国时期，给抓了壮丁，就再也没回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给阎锡山的兵抓走的。

　　在中滩那个地方，最早有阎锡山的农垦部队。

　　我有弟兄3个、姊妹4个。姐姐70多岁，弟兄里老大68岁了，我是老二。

　　六七岁时候，日本人来了。我没见过日本人，但是看到过像我们现在搞飞播的那种飞机，沿着山脉飞。姥姥告诉我，要是看到飞机，就躲在石崖下头，因为要是飞机看到了小孩，就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小孩抓走。有一次，一天飞了几批，一批十几架。我躲在石崖下面，又想看又吓得不成。后来知道，那是日本人炸五原城的飞机。

　　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放牧。粮食的来源，叫‘拣田’，拣糜子。前山的在前山拣，后山的就到大佘太、台梁那去。还用畜产品兑换。

　　民国晚期，流通的也是纸币。阎锡山的钱，是一万二万，一千二千的。后来货币贬值的时候，人们不是数钱，只是数捆了。钱太不值钱了，老百姓糊窗户，都用的‘万元币’。

　　有个亲舅舅叫嘎巴吉，上过日本人办的学校。那个时候上学不自愿，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你是不是不想去，来了抓上就走。他学了三四年，相当于小学文化，懂蒙古语，懂日语。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已经很有文化了。学成回来，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就用‘夹闹’抓黄羊、狐狸、狼。有一次，‘夹闹’夹住一只狐狸，就用棍子打。以为打死了，扛上往回走。其实狐狸是昏过去了，半路上又醒了。这样受了惊吓，回来得了一种病，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说到这里，乌书记似乎也很感兴趣，就和老人讲起了蒙古语，表情非常生动。过了一会儿，乌书记给我做了翻译：

　　“过去这个地方叫嘎日地，他们的羊场房在现在的西羊场。有一天，突然来了10辆卡车开到羊群边，跳下来几个人，都是日本人。有一个懂蒙古语的，叫那个放羊的上车，领路去西山嘴。他就领上去了。到了山嘴那一带，见到战壕，突然出来一群黑压压的穿蓝色军服的兵，那是傅作义的兵。

　　日本兵和傅作义的兵交了火。他躲到了车底下。

　　一会儿日本兵把国民党的兵给打乱了，就开着车撵，撵到了半山，抓住了十几个国军，剩下的都跑了。

　　日本兵就把国军两个一对，捆在车后头给拖死了。

　　回到西羊场，日本人拿出几个罐头给他吃。他已经给吓得不得了，不敢吃。日本人就自己大吃了一顿。然后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往大佘太走了。他想的是，能拣条命就不错了。”

　　蒙古族人以苏木为姓

　　“一般在形式上，蒙古族人的名字没有姓，这个地方的汉族人也这么认为。实际上是有的，蒙古族人以苏木为姓。

　　我就姓正，是中心的意思。我们那个苏木就叫正，是当年公爷直辖的苏木，所有的人员都是为公爷服务的，有后勤、出纳什么的，相当于现在旗委、政府办公室。这个苏木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出秘书，苏木也重点培养。

　　那个时候，当秘书的没有工资，只有一个职务，都是轮班，一轮3个月。吃住都是公爷统一负责。交通工具是马，自己带鞍禅，就是一整套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