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成为乡中学教师的那年，我十一岁。那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光影真正启封的第一年。一些新鲜的词汇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听到最多的还是“包产到户”和“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父亲为此高兴了好些日子。父亲赶上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的好政策，凭着自己优秀的文化底子，起早贪黑地复习，一遍遍地演算习题集。为了能在黑黢黢的晨时和午夜学习，他买了一盏戴圆帽子的小台灯，宵旰伏案，驰骋在公理定理习题组成的演算纸上，甚至对《九章算术》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母亲为此高兴得夜不能寐。之后的两年，父亲仍旧留在村中学，在他带领学生盖起来的泥坯教室里，讲授勾三股四弦五和一元二次方程式，直至接到调任乡中学老师的调令。那所村中学，是父亲母亲命运的蜗居处和转折点，也是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童年园圃。

　　那时候，去井上挑水是每日必做的营生。由于井台离家差不多有六七百米，所以挑水的营生一般都是父亲的，母亲偶尔也去挑一次。井台和学校之间隔着包白铁路，每日，黑乎乎的蒸汽货车冒着威风凛凛的白气，蛟龙般地呼啸而过，震得整个村子好一阵子难以平静。客车则相对温柔，准时在晚七点缓缓停靠在铁路与村路交叉的岔道上。车窗里闪烁着明黄的灯光，若是夏日，此时抬眼便可看到将沉未沉的金红色夕阳，远田近洼里掏人耳鼓的蛙鸣和石鸡的叽咕声不绝于耳。井台边暮归的羊群、大牛和骡马群静静地等待牧倌打水给它们饱饮一番。井台上人影散乱，铁桶碰撞井沿声、挑水之人的谈笑声与客车启动时的“铿锵”声，交织成一场宏大且快乐的生活交响音乐会，也绘制出一幅独特且令人难忘的乡村挑水图。

　　此时也到了家家户户做晚饭的时刻，来井台上挑水的人特别多。家家户户为了储存吃水，都到营盘湾陶瓷厂买了敞口大缸，至少存放四五担水。一担两只桶，装满水每只桶差不多三四十斤重，两桶就是七八十斤。一般人挑不了几步远就得放下担杖歇气，膀肩上留下了红印子，热辣辣得疼。而挑惯了担杖的人，膀肩上有老肉，根本不在乎这点压力，再加上精心做好的软扁担有节奏地弹跳着，身上的压力自然轻省不少，所以走得远，还轻快。傍晚时分去井台挑水，既能得到休息调整，还能站在岔道上瞭望客车，感受客车里人影携带的烟火气。所以，男人们都愿意去挑水，既能短暂地远离家务活儿，还能去井台上与村民们逗个嘴、看个热闹。

　　冬天就没有这样的景象了。冬天天黑得早，挑水得趁中午气温稍高些，井台容易上去。此时井口已出现冰瀑奇观，自井口到井滩，海海漫漫的，形成一个冰池塘，塘里堆积起尺把厚的冰面，是我们半大孩儿滑冰的好去处。村里挑水的人零零星星地上井台，偶尔听得见井沿和铁桶磕碰的声响。男人们怕滑倒，就往井口的冰面上撒沙土，可沙土不久又被冰面覆盖，于是人们继续覆盖沙土，导致井口的冰越来越高。此时，女人们一般不敢上井台了，而且井水的水位也低了不少，女人们拽上来一桶水得费不少气力。

　　挑水是很磨炼人的活计。父亲刚调到乡中学，我也上了四年级。学校分了家属房，是一溜全校师生自建的泥坯砖柱的土房，产权是学校的，教职工只有住的权利，类似于今天的“周转房”。父亲带毕业班，工作比以前忙了很多。母亲时常返回村里种自家的责任田。地里的活计常常做不过来，父亲就放学后骑自行车去地里劳作。有时候，家里只剩我和弟弟两人，上井台挑水自然成了我的任务。学校自建了井房，比村里的井台要好得多，还有辘辘可以摇着水斗吊水。水斗很小，由帆布做成，斗沿上用钢筋做了斗梁和提梁，以增加水斗的骨力，方便吊水。打满一桶水，需要四五斗。父亲叮嘱我每只桶里只打半桶水，也就是两斗。可刚开始挑水，就这半桶水我都觉得非常沉重，压得膀肩直往下坠。不到一百米的距离，我需要歇三回。挑过几次后就好多了，膀肩也能扛得住压力了。再后来，父亲给我买了小号的水桶，一次三小斗，正好满一桶，挑起来正合适。此后，家里的水都由我挑了。

　　挑水磨炼人的地方在于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扛住压力，再就是村里人说的能不能吃苦。吃苦是村里人评价人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吃得下苦的人会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赞誉，吃不下苦的人则会受到批评甚至鄙视。

　　挑水的生活我坚持到上高中后，离家住校。那时，弟弟已经能挑水了。家属大院的生活给予我颇多益处，其中挑水促使我形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切过往的付出皆为人生财富，虽然当时苦累难熬，但移至今日，都是无比甘美的生命回忆和笑对人生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