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连天天训练。冬天6点起来，训练一个半小时，训练队列、刺杀、投弹。有真枪，半自动步枪。全队12个基干民兵，12支枪，真家伙，还定时射击。投弹一般不敢让人多投，就选四五个。平时训练，经常给旁边的队和乡里表演，还给来过的前旗武装部表演。

　　我们民兵连是巴盟的典型连，奖状贴了一墙。验收的时候，巴盟军分区副司令也来了。

　　我1974年底就报名参军了。那年去锡盟的260个，我们这些当地的老百姓199个，兵团战士有61个。新兵分成三大块，有的在边防3团，一部分在锡盟军分区，我给分配到骑兵2团。

　　参加两个月新兵训练后，分到连队。我分到骑兵3连。锡盟军分区盖医院，我们新兵炸石头、烧石灰。我在那待了半个多月，烧石灰，后来又到石场炸石头。秋天就回到连队了，冬季军事训练。秋天参加了拍电影《祖国啊，母亲》，一天给1块5毛钱补助。后来还参加拍过别的。

　　第二年，也是冬天训练。1977年当了骑兵3连的9班长，冬天大雪成灾，人踩进去，裤裆挡住了雪，脚还没落地。第一场雪，我们一个排坐着两辆拖拉机给团里拉马草。装起草了，一辆拖拉机坏了，毛病找不到，就开始下雪了，拖拉机就扔在滩里了。另一辆拖拉机拉上满满的一车草往回走，一个排20多个人都爬那辆车上。走到半路，拖斗的两个胎都爆了，拖斗的延杆都拖到地上。离营地还有90来里地。20多个人就把大衣脱了，放在拖拉机的草上。

　　开着拖拉机，一个排的人冒雪往回跑。从毛登牧场——毛登是木头或树林的意思——起跑了50多里地，两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了，拖拉机的大灯在后面照着。跑不动了，就解散，能跑的赶快往前走，向连部报告。

　　我的副班长特并太第一个跑到连里报告。连里给团报告，团里去了一辆解放车。离驻地还有七八里地，解放车接上了我们，把我们拉回来了。这是我们经受过的最艰苦的一次考验。

　　听说有了白灾，中央特别重视，派了8架直升机，还派了安G24、安G26各一架，双翅膀的安G2飞机12架，定点运救灾物资。安G24、安G26从呼和浩特运，每个受灾户不能低于5斤干粮，有窝窝头、玉米饼子、面饼，都是能干吃的东西。还有不知道哪个厂家给的甜饼干、咸饼干，飞机场上放得和麦垛一样。我们担任机场警戒，帮助空投。我们战士每天坐着安G2空投，我就坐了3次。头两次没什么，第3次晕机了，下的时候下不来，下来站不住。

　　机场的早点有稀粥、包子、鸡蛋。我们有个保定的兵叫赵富贵。那天，他说想坐飞机。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教他好好吃，吃饱了才不晕机。那小子就把那棒子面糊糊喝了3碗，上了飞机。机舱里面，一般麻袋都先装一半，扎紧，再在外面套个麻袋。这样空投到下面，里面的麻袋挤开，外面的麻袋就满了。20麻袋空投两次，一次空投10麻袋。

　　到了空投地点，领航员吹哨子，拿喇叭喊。那小子喝多了粥，还戴着口罩，飞机一俯冲，肚子里的粥就从口罩旁边直接灌到耳朵里了。

　　那场大雪，弄得没有存贮马草，喂了20来天，全团没有草了，就把马赶在我们自己的牧场上。第二年春天的时候，1600多匹马就剩下100多匹，不是死了就是跑了。到了春天，雪化得差不多的时候，派出十几个小分队去找马。部队的马有记号。骑兵多是汉族，但是找马的都是蒙古族。

　　我们那个小分队队长叫祖日赫，是个老军人，军马所所长。有一次走到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因为雪给平了，中间有个两米多深的壕，大概100多米长的雪带。他让司机往后倒100多米，然后开足马力冲过去。司机说：不行，这样危险。祖日赫就骂起来了。司机倒车200米，开足马力往雪带里冲，陷进去了。那是军用解放车。我们只好马上去挖。挖出来后，是司机反过来骂领导了。

　　五六里地以外有个蒙古包，我带了四五个战士过去。正好是个民兵连长。他听了说，那个壕你能过得了？我们骑马都不好过去。这里什么也没有，我给你去叫上几个人。两三个小时以后，他还真叫了20来个人，都骑着马，拿着绳子，去拉汽车，终于拉出来了。

　　1977年，参拍了一部电影《阿丽玛》。1978年又参加了《火烧圆明园》中清朝骑兵的镜头，不多。1979年我们去军马场待了一年，那是在西乌珠穆青旗和赤峰的林西县交界的地方。那是个好地方，是兴安岭的西梢子。山上的黄花、蕨菜到处都是，有狍子、黄羊。我们这个排主要在那里的军区农场种地。我当7班长。

　　我们的排长有病，几乎请了一年的假在呼和浩特看病。一个排就我一个人带着，带得挺好。

　　从那回来，1978年12月，我就提干了。我们原来连的指导员魏继统、连长李有田，都是很正直的好人，一直对我很重视。我在地方当过民兵连副连长，到了部队，各项工作都是尖子。1976年是全团示范班的战士，1977年曾代表锡盟军分区参加过内蒙古军区军体比赛，平时指挥军事训练的时候，口令喊得好。这也得益于小学时候课间体操，我就是全校喊体操的。所以，可能口令我还比较入耳，比别人吃得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