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已经当兵走了，三年级的时候二哥又出去了。国家鼓励上学，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就是开学的时候拿2块5毛钱学费，一个学期就学下来了。当时中国乒乓球队拿了世界冠军，开始乒乓外交，我就爱上乒乓球了。学校用泥砌了几个乒乓球台子。每天下午5点钟放学一玩就玩到天黑。母亲看见不回来，就来找，拿着棍子追着打。

　　还有两个妹妹也在学校里面上学。”

　　知识青年下到牧区

　　“1968年秋后，第一批知识青年下来。

　　开始就是借个房子，男的住一边，女的住一边，自己起火做饭。记得10个人左右，有高娃、马大副、杨文、贾保住、展振民、康桂兰、高梁、张力军、张文荣，还有个姓何的最早上大学走了。成为一对的是贾保住和康桂兰。展振民和高梁是后来回呼和浩特结婚的。

　　那年冬天，我继父他们给知识分子盖房，土打墙。那批知识青年的确不错，有高中生，有初中生，和队里相处和谐，没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多从事农业劳动。张力军那些有文化，识谱子。

　　那个时候队里小年轻没有成家的，男的20多个，女的10多个，一共40来个。组织了个铁姑娘突击队，在白彦花还是有名气的。我们的民兵连，是巴彦淖尔盟‘三落实’典型。‘三落实’，就是组织、政治、军事落实。歌咏比赛，哪个地方的也比不过我们。因为有这个懂音乐的张力军，可多教给我们了。

　　我就不那么容易头脑发热，对于逆境的人还有一定的同情心。事情不由你，是社会走到那个地步，你必须做出牺牲。

　　我当兵的时候还去看过他们中的两个。马大副在内蒙古体校当教练。马大副和杨文走得最晚。国家重新统考，他第二年考上内蒙古大学体育系了。1981年我在内蒙古教导大队，去看过他。他又领我去看贾保住，贾保住在呼和浩特的手电钻场当技术员。后来没再联系，听说都很好。

　　1975年，贾保住和康桂兰成家。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弟弟送到这里来下乡。那年是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下乡，这说明他们在这里感觉挺好。

　　第二批知识青年不是呼和浩特的了，是前旗本地街上的。也是10个，6个男的，4个女的。多是咱们的一中、五中的学生。我家属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在队里找了两间土房。

　　那个时候，就是看干活是不是吃苦耐劳。他们下来的时候，比较幼稚，小的十六七岁，耐不住，比不上那批呼和浩特老三届的。有个人去耙地，把牛套上，农具也装着，自己就回前旗了。还有一个叫任飞翔的，下来后，在我们附近的瓦窑队，听说先锋公社有个会武术的，就去拜师父。师父教了几招，学了半年，把这个招数练会了，觉得很灵。听说白彦花火车站有几个挺能打架的‘灰皮’，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打三四个人。他就找到了，让人家上来。没想到这几个‘灰皮’不按正规打，前面的人拉开架势，后面的人拿起铁路上的石头，‘啪’地一下子把他打倒了，然后别的人再上来拳打脚踢。

　　前一批知识青年不熟悉。那个时候我才15岁，参与得少。风沙大的时候，记得他们用毯子把门窗堵住，里面黑得一团。后一批知青和我们年龄相仿。整天在一起，自己开火，轮着做饭。尽是不会做饭的，一做就或是生了或是糊了。我们那里没有派饭。公社把人送下来，队里给买了锅灶，分一部分口粮，剩下的部分由粮库补齐。标准是一人一年360斤粗粮，带皮子的。

　　1972年、1973年一次分粮，社员都拉粮回家了，他们的粮食没有拉走，就留在场院上。结果晚上下来了洪水，把他们的粮食给淹了。我们连夜赶着马车到了场院，抢出上面干的，下面大部分都已经泡水了。反正全给他们拿回来了，最后怎么吃的就说不清楚了。

　　比较艰苦的营生是上山背柴火。我们领上山，他们连干的湿的都不认得。我们自己上一次山一般要背120斤到150斤柴，少了就觉得白跑了。他们背上七八十斤就受不了，龇牙咧嘴的。

　　1975年最晚一批下来8个，大部分是哈拉汗镇的，二中毕业的城镇户，还有呼和浩特来的包括贾保住和康桂兰的弟弟。那两个弟弟之间的关系可好了。

　　第二批1972年下来的，1973年就有走的。郭桑根给地质队找走了，去了伊盟的一〇七地质队。第二个走的是贾富尔，去了乌拉特前旗的二轻局，后来当了前旗的云母矿矿长、巴盟铁矿副矿长。第三个走的是宋爱军，去了供销社，解散以前调到乡镇企业局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当了副局长。乡镇企业局变成旅游局后，他又当了副局长，去年和我一起给裁掉了，现在在家。任飞翔是第四个走的，就是那个让人家从后头拍了脑袋的，1984年骑摩托摔死了，记不得在哪个部门。”

　　19岁的生产队副队长，军事过硬的战士

　　“1973年，我19岁，是生产队副队长，专门管生产。头衔很多，还有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我们老队长岁数大了，接近60了。队里选举，说这个后生不错，让我做就做了。专管生产，六七十个劳动力，加上半劳动力，共有百来号人。每天给安排，都是在喇叭上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