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父亲分在达茂旗百灵庙工作。1953还是1954年的时候，调到乌拉特前旗，在白彦花镇畜牧改良站当站长。父亲年轻时候爱喝酒。我们刚懂事的时候，就记着他经常醉。1959年得肺结核去世了，才37岁。

　　父亲的姊妹居住比较分散。姑父是东北蒙古族人，是解放军公安部队的一个小军官。那个时候，中滩农场改为劳改农场，他这边认识的姑姑，1969年调到天津，一直在那边生活，姑姑也跟着去了。2001年姑姑没了。我在部队的时候，曾去呼盟接兵，路过天津，中午下车，只有一下午的时间。碰上几个天津人不说实话，知道路也不告诉你，有的告诉了也是错的。结果没有找着姑姑家，归队的时间到了，只好走了。

　　母亲是个真正富裕的大家族的人。姥爷家在公庙以东的官牛犋一带。官牛犋是官府开的牛犋房。牛犋就是放牛和牛犋的地方。姥爷他爸，名叫图蒙，就是‘万’的意思，号称有1万只羊，蒙语就是‘有1万只羊的万’。他有6个儿子，3个当喇嘛。剩下3个儿子，全部卷进达格登大喇嘛和夏日布公爷争权的斗争。姥爷正是壮年，排行老三，老大、老四都是喇嘛。还有一个喇嘛兄弟早先去世了。

　　弟兄3个还不是一派，两个是夏日布的，我姥爷卷在达格登这一派里。他们之间没有直接打过仗。我姥爷和夏日布打过仗，在一次战斗中，可能击毙过对方的一个人。一个旗的，互相都认识。他知道自己把谁打死了，没有封闭消息。当时也谈不上保密，让对方知道了。

　　达格登被围剿而全军覆灭的那一次，他正好回家。上一次战斗中被他打死的那家的亲戚，黑夜里去了十来个人，把他从家里抓走了。过几天发现是给拉在黄河边上打死了。亲姥爷名叫东海，他的军事技术过硬，号称神枪手。

　　母亲是哈日穆迪苏木的，就是姓郝的那一支人。

　　以前这个地方的人，能歌善舞，这是乌拉特人的特点。舞保留下来的不多，但是歌子多。有一首歌是唱我那个姥爷的，谁写的说不清，是爱情歌曲。有这么几句：

　　‘骑着的枣瘤马套步点，

　　坐下唠嗑数东海好。

　　骑着黑色的马套步点，

　　交朋友的话还是东海好。’

　　说着，乌书记还真的哼了出来。

　　这是牧民自己唱出来的歌子，女方唱男方，是一种表述倾慕的歌，流传甚广。既然号称‘1万的万’，肯定是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我们听过别人唱，但是妈妈不让唱，说是老人的事情。

　　一个人叫孟克宝音，前几年在东哈拉汗当队长，小子在巴盟蒙中当副校长，前两年死了。年轻的时候很英俊，让日本人抓壮丁给抓走了。他有个情人叫毛蛋，其实应该是牡丹的意思，正如‘林花’应该是莲花的意思。毛蛋也给他唱了首歌。歌里有这么几句：

　　‘黄色的汽车（日本的）呼呼地开来了，

　　英俊的孟克宝音走了他乡了（抓壮丁了）。’

　　这两个人都活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那个时候，歌子里的人和比赛得第一的有名气的马，当地人都是按英雄来看待的。用迷信的话说，精神头大，鬼气冲不了。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好多的歌子，都有真人真事对应。有梅力更葛根的有教化意义的歌子，也有很多其他的歌子。”

　　学校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办

　　“我6岁的时候，父亲没了。母亲30来岁，嫁了继父。兄弟姐妹9个。6个男孩，有3个‘截山’兄弟，就是同母异父兄弟。我11岁开始念书，实实在在念了5年半，还学了两年半汉语。每学期学250个字，学了1000来个汉字。那个时候，中学、小学都在一个院子里，一个年级四五十个人。初中有，但没有教室，就用我们小学的教室。

　　后来我中途辍学，回来就在队里务农。

　　现在的学历是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巴盟分校毕业，文化程度是中专。汉字就1000多个。因为拼音学得不错，对我后来有用。到了部队，认识到没有文化不成。我有个小板凳，每天中午睡觉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写生字。还跟着几个高中生战友，自学了物理、数学、化学。

　　1983年，已经是连长了。锡盟军分区办了一个高中文化补习班，我报名考了进去，脱产学习半年。结业的时候，锡林郭勒盟教育处统考，过了，有高中学历，有毕业证的。1998年报考农广校，2000年拿了这个中专文凭。

　　学习，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当兵以前不甚通汉语，汉语是在部队学的。部队中河北人、东北人多。咱们这个地方的蒙古族人听我的汉语口音，都说我是东北蒙古族人。

　　我这一生还是比较顺。1960年开始懂事，人家都是饿的时候，我们家好像不是那么饿，粮食缺，奶食不缺，用奶食补。

　　1963年上学，二哥拿着两块5毛钱去报的名，就是学费，再不用给学校缴钱。到了二年级，我就有助学金了，学校月月还给发6块钱。每次到了时间，就是自己去领。一分钱也舍不得花，都拿回来给家里。

　　家离学校不远，1公里多。每天跑校，带个缸子，把糜米捞饭放进去，用风雨布一包，或者带个饼子，去学校锅炉房打点开水吃。”